老侯最后的影像
彭 祥 杰
2003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三）下午两点多钟，我坐在西安发往周至县楼观台的中巴客车上，默默地想着心事，车厢里拥满了过年走亲戚的人，我也说不清我究竟要去干嘛？我知道的只是要选择在路上去逃避着一个自己万般不愿看到的场景，一个人生离死别的瞬间。尽管这之前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尽管我已经从那个压抑的病房中躲避而出等待着他离去的残酷现实。恍惚觉得手中的电话响个不停，最终我还是听到了侯登科刚刚去世的消息。唉！到底还是走了，可我就是无法控制住泪流满面的伤感。
在楼观台道观里，丁崇真道长房中的笔记本电脑上，我在线向网络上所有关心侯登科病情的朋友们发出了有关老侯去世的帖子。之前，老侯是知道网络上有许多关心他的朋友在关注着他的病情，还再三委托我代他向网络上的朋友们致谢。
夜晚，躺在楼观台森林宾馆的床上，我辗转难眠，满脑子晃动着都是老侯那弯弓着的腰，眯缝着的眼，在向我喃喃地说着什么，哎呀，走就走了吧！细想起来，我的确是知道他是带着矛盾和无奈，带着忧伤和遗憾独自地走了。可我依稀又感觉到了他的存在，还在同我这个徒弟一起走在陕西关中的黄土路上。
和侯登科的相识始于1990年的冬天。十几年来，我一直是当面尊称他一声侯老师，私下里却喜欢叫他老侯。我记得有一次，在他家里吃午饭，我喊了一声侯老师，却把同桌的侯嫂逗得嬉笑不已，连忙用地道的陕西西府方言说：好你个侯登科，你也不看看你喔势子，还让小彭叫你个侯老师哩。惹得我们哈哈大笑。坦诚地说是侯登科一直以他的睿智和真诚影响着我对生活和摄影的理解，他对生活和摄影长久而真挚地思考能让我轻易地通过照片显现出来。在我的生命中，永远无法忘记和老侯在一起的往事，这么多年侯登科真正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
我始终对老侯生命中最后一年的日子记忆犹新。2002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初十）在老侯的家乡陕西省凤翔县的政府招待所里，省民俗摄影协会在这里搞了个“过大年”民俗摄影采风活动。因老侯对家乡各类民俗世象的深入了解便很自然地被省民俗摄影协会的人邀请来做讲座，同行的还有他的老伙计——西安群众艺术馆的钟克昌，老侯喊上了我，随他一起去转转，我当然愿意前往。
晚饭时，正巧碰上从山西太原特地赶来的《人民摄影报》编辑温晓晗，好客的老侯自然争着要尽地主之谊。我记得五、六个人吃了一大桌子的饭食，还喝了不少老侯家乡凤翔县柳林镇盛产的陕西名酒“西凤酒”。这时期的老侯特别馋酒，酒后又爱唠叨，要不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给朋友拨电话，乱喊一气，经常惹得朋友丈二摸不着头绪。他总说自己也不知怎么了，越来越念旧了。我说你这个样子又怎么能给大家讲课哩，哦还从来没有听过你讲课哩。老侯猛然地又来了精神，眯着眼睛，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起我来。我说的是真话，十几年的交往还从来没有听过老侯在公共场合做有关摄影的讲座。老侯却半真半假地说：你都要成大师了，还用听哦讲课哩？
在招待所的小礼堂里，老侯面对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百十号影友，用他那酒后略带嘶哑、低沉却又充满激情的声音自豪地讲起了古今有关凤翔的趣闻和故事，并能结合摄影和民俗的关系以自身的体验和实践给大家讲了一次生动、风趣的摄影讲座。我坐在后排的暗处还真为老侯自豪了一场。但我却没有想到，这是听老侯的第一次摄影讲座，也是最后一次。
到了2月25日（农历正月十四）的下午，深圳的杨延康又赶来和大家汇合，一起去宝鸡县的赤沙镇，去看社火，因我要赶回单位上班也只能目送着他们坐上汽车挥手告别。老侯忽然喊了一声：别忘了给家里捎些东西。我心头一热……
2002年3月3日（农历正月二十）老侯又约上钟克昌，由司机开着一辆三菱吉普车，经过闫良喊上我一起去陕西白水县的杜康庙，去拍庙会。这期间，我拍摄的《流浪大篷》的摄影专题已接近尾声，老侯说了几次，想随我去一起看看跑江湖、干大篷的艺人们，他想为我再写点东西。去白水杜康庙实际上就是看那些在此赶庙会演出的江湖朋友，也好给他带来更直接的观感和体验。一路上，老侯和老钟都在絮叨着当年“陕西摄影群体”那帮人的陈年旧事。我哪知道在老侯的内心里其实一直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把当年“陕西摄影群体”的摄影历程写出来，以呈现他们那一代摄影师的历史真实。我也是在和老侯病重后的一次谈话时，无意中听他流露出来的一番遗憾。
在白水宾馆的餐厅里，我带去的一瓶1975年生产的西凤酒着实让我们兴奋了起来，老侯嗅着四溢的酒香，连声说到：是好酒哩！也不知为什么，那一夜，老侯失眠了。看到他进了卫生间却又返身转了出来，还掏出摄影包里的莱卡相机让我给他拍张在卫生间镜子上反射出的肖像。我取笑他，怎么老了老了，还玩起了现代。他却认真了起来，终了还是给他拍了几张。我发现从镜子反射出来的老侯，看上去疲惫和苍老，我的内心忽然紧张了起来。
当我侧身睡在床上，迷糊中好象是听到了老侯的一声叹息，我一个激凌爬了起来，只看到老侯那弯弓一样的背影，低垂着硕大的头颅，分明是在叹息着，今夜的老侯怎么突然变得反常起来，老侯转过身，直愣愣地看着我低声说：老弟，看来我真的是老了，这段时间老是觉得有气无力，如果有一天，我真拍不动了，就把莱卡相机全部处理给你。我似乎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不祥，却也被感染着叹息了起来。
2002年3月16日（农历二月初三）上午老侯打来电话，约我去耀县的药王山庙会转转，顺便看看朋友路泞。下午，我同老侯、路泞去看了一场歌舞大篷的演出后，就来到路泞的家。那夜我们一直谈到了很晚……
直到老侯病重后，让我帮忙冲洗他拍摄的8个黑白胶卷，我才恍然醒悟，原来这是他生命中所拍摄的最后8个胶卷，愈加显得无比珍贵。我看到了有重访麦客张吉忠的镜头；有正月里他凤翔老家的民俗生活；有白水杜康庙会的场景；有药王山上大篷演出时的镜头；还有6月9日西安灞桥铁路塌桥后老侯所在单位抢险施工的镜头……正是这次灞桥铁路塌桥的抢险工地上让我尊敬的侯登科永远放下了他心爱的莱卡相机。而那八个柯达黑白胶卷最终成为了老侯所热爱的摄影、所热爱的生活、所无比珍惜的生命中最后的思考和拍摄。
从1990年开始，缘于共同的追求，使我真正走进了侯登科的生活和摄影。和老侯在一起的许多往事都已成为美好的记忆，因为彼此间的一个承诺，我更愿意将记忆深深地珍藏在心底。但我坚信，侯登科以他对摄影的执著和付出，当之无愧地会在中国摄影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他在摄影上的思考与实践必将启示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