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眼中的上海DV纪录片展映现场
时间:2004年5月6日
地点:顶层画廊 上海
人物:方方、钱春莲、陶良琛、金莹、林航
作品:
《Shanghai,Being》(又名:上海进行时)
作者:叶田
片长:24分钟
《大棚》
作者:张侃文
片长:30分钟
《卖花女》
作者:陶良琛
片长:16分钟
《单恋一枝花》
作者:丰彦
片长:25分钟
《家园》
作者:金莹
片长:18分钟
《沉默的喧嚣》
作者:邓洁
片长:5分钟
整理:jude_chen
影片推迟15分钟开始。
放映结束后讨论开始。
林航:这位是方方老师,这位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系的钱春莲老师,这位是之前大家看到的那部《卖花女》的作者陶良琛。
陶良琛:对,也是钱春莲老师的婚礼摄像师。(笑)
林航:还有这位是金莹,上海交通大学的,就是前面大家看到的《家园》的作者。
观众:方老师,我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导演系学生,今天我非常高兴地来这儿看DV影展,我其实特别感动就是第二个作品,就是我的师哥张侃文同学的《大棚》,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然后看到那些苏北人,我没想到过他们会有这样一个剧团,然后很努力地经营着,直到最后的结束,我想听听您对这个影片的看法,包括对于戏剧学院的学生和其他学生所看的DV的一些不同,谈谈您的看法,谢谢。
方方:这里坐得太低了,我站起来。很抱歉我来晚了,《大棚》的开头没看到,但是后面我看的还是挺不错的。第一它收音收得很好。你们看申花队这个片子,和这个《大棚》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在于申花那个片子我没听出他们在说什么,而且它的那个互相之间的关系,有一段我觉得已经走题了,就是关于生孩子的那一段,太长了,我不知道作者来了没有,这段我可以把它放到什么计划生育的片子里去,它已经没有了,迷申花的话我觉得要迷进去,就是你为什么迷,迷它什么。比如说那个男孩子,整个房间都变成申花的一个象征,这个颜色啊,这个灯啊,他觉得这个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变化,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我觉得相比之下《大棚》要好一些,《大棚》里面你能知道这些人,其实就是他们的一种生存状态…..尤其是八十八岁的老先生,…….你们注意到那个小丑,我看到的,那组镜头做的非常好,小丑出场,马上就有一个观众的镜头,看到他在场上是怎么回事,然后他一个转身下场了,“我要昏过去”。昏过去以后就直接走出去了,走出去以后竟然就一直走到人家的台桌上,这一组就很流畅。那么老汉的那一段,这个人出场以后,其实应该比较快的,拍一个镜头,这个它是有的,那个地方它比较晚出现,出现了那些送钱的人,出现了幕后的那些人,这些后面可以出来,他出来就应该是他自己,最后老汉一个人留在那,把门关掉,这肯定是最后一个镜头,但是他们向他告别的时候,这个老汉稍微再多一点的话,这就会更好了。我因为前面没看,我进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唱了,那么前面老先生的镜头没看到,就像这样的片子,它可以做成好几集,或者做成好几个,每一个片子有一个侧重点,那就可以更加近了,就不是很表面的看他们在做什么,而是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总觉得纪录片要有一些安静的东西,静下来的,我非常喜欢奶奶和外婆那一篇,在座的也看到了,当那个口红拿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有达到的效果。那个就是它有一些比较安静的镜头。…….它的缺点是一家人进进出出的时候,没有找到最好的镜头。如果你们看过《敬大爷和他的老主顾》1,就是2003年的纪录片的大奖获得者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学生拍的一部片子叫《敬大爷和他的老主顾》,就是在什刹海那一圈里头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汉为一群七十六岁以上到九十岁的老头剃头,那个片子一共剃了十三个头,最后又回到那个地方去了。作者曾经介绍他每进一个房间,再小的房间,他也能找到一个很好的角度,然后在这个角度里他不太动,安安静静地把那些老人的活动记录下来。那么回到《边走边看》,它也叫做《大棚》,它也应该找到一个安静的记录这些戏剧工作者,他们生活的这样一种状态,小丑是一种状态,他可以是随时地莫不精心地从现实到他的舞台到他的那个浪漫的镜头,那么老汉是怎么记录出来,包括老奶奶和她的孩子,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在了,他们是怎样一种状态,另外包括这些捧场的观众,因为我现在正好在做这件事,我就觉得上海人现在很可怜,上海人到哪里去看戏,没有地方看戏,然后他们需要的时候是在那么窄小的弄堂看这么小的舞台,因为我看到那些演员爬起来的时候那些幕布就被掀起来了,这样的生活,我们的城市在变化,那么我觉得这种大棚,会有一个久远的流传下去。
观众:老师,我说一个题外话,就是说我刚刚在看《大棚》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因为我是上海大学剧社的,我读的是广播编导专业,我在想他们这些在做地方戏剧的,他们有这个市场,而且我看了一下似乎还在盈利,那我觉得我们这些做话剧的,一些民间的剧团也好,包括一些学生的剧团也好,一直是在亏,亏了还要做,那你觉得这样一个前景乐观吗,作为戏剧学院的老师?这是题外话。
方方:好像不是都在亏,没有都在亏,话剧中心就是盈利的。
观众:我指的是民间剧团。
方方:那看你以什么为目的了,你要以营利为目的的话,你要按盈利的方式去操作,你以一种宣泄为目的的话,你就以艺术的方式去操作。(后面这句话不清楚)艺术本来就是一种宣泄,一种精神的满足,如果你要盈利的话,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盈利,我相信会有很多种方式,那就是做另外一种话剧。你肯定要搞清楚你要什么,你不能什么都要,你又要你自己满足,又要有回报,在一些领域能够做到,在话剧领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观众:现在专题片和纪录片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且在淡化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有时候看一些所谓学院拍的一些纪录片,它们就是在记录一个过程,它没有一个主题来带动,似乎人家对这种纪录片更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似乎更有随机性,我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而有些所谓的专题片,有可能人家都不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它主要说什么东西,很多的事件都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我不知道对于这一点你怎么看?
方方:这是比较麻烦的事,这有个过程,专题片和纪录片有什么根本的界限,我认为,因为专题片这个名字本来就是为了一些中国的纪录片而命名的,它只是想和过去的电影纪录片有个区别,是电视的纪录片的一种,那么现在我们理解中的专题片好像是政府的、国家形态的一种声音的传达,而不在于它的形式。专题片也可以拍的非常客观,纪录片也可以拍的非常主观。我的想法当中,专题片是纪录片的一种,它都是非虚构的,无非就是比较长的时间里头专题片掺杂了一种政府的声音,而使现在很多搞个人表达的纪录片的一些大师非常反感。而纪录片也有各种各样的种类,它不是光一种,你刚才说的那一种是八十年代末我们中国非常时兴的从美国引进来的叫做直接电影的形式,它没有事先的剧本,它也没有一个绝对的走向,它需要很可观地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然后它用同期的声音来进行。但是直接电影是美国新闻传统非常发达的情况下形成的一种流派,其实还有各种各样的流派,即使在我们现在的纪录片专业工作者当中,它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流派。我觉得你不要把自己掉进去,你看这个量体裁衣,不能胖的穿一件瘦衣服,也不能瘦子去穿一件胖衣服。我觉得合身很重要。但是也许现在的青年人觉得不合身更漂亮,也可以,你要跟人家另类也可以。没有一种规矩,我还是这么说一双鞋要让你的脚舒服,让你能走远那就好。
观众:我想问陶良琛,你在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方式去介入他们的生活,你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去拍摄的?
陶良琛:也就是他们怎样愿意给我拍的?这个很简单,坑蒙拐骗。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你有没有看过“动物世界“?我的拍摄方法就是“动物世界“的拍摄方法。就我的观点认为,拍纪录片,要拍一部好的纪录片,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就是这样东西你非常熟非常熟,比如说我的奶奶我的隔壁邻居,或者我的爷爷,另一种是你非常不熟悉非常不熟悉,根本不属于你的世界。当时我把这个构思跟我学院的一个老师说了一下,他说你这就是以“动物世界”的方式去拍人,是拍不出来的,事实上,这部作品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是一部邪恶的作品。为什么说它是邪恶的?并不在于它本身揭露了上海多少丑恶面,而是在于作者本意的邪恶。在说到邪恶之前,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有多少是“学院制片人”论坛2上的常客?有的话请举手,其实我就是“学院制片人”论坛上受到众多纪录片爱好者非议的飞来疯同志(鼓掌)。我就是飞来疯,我一直在揭露纪录片,真的,当时拍这个片子很简单,我第一部纪录片被老师枪毙了,连初剪都没出来,然后我想赌气拍个东西,于是就拣最黑的去拍,最有挑战性的去拍,拍这个片子的成本是20块钱,从我家乘537到人民广场,3块钱,再乘回来6块钱,差不多来来回回拍了一个月,大概总共20块钱。其实拍这个片子我并不认为我是在创作,而是在猎奇,或者说大家看了这个片子以后肯定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能够适合做东视广角或者新闻传媒这么一个编外人士,因为我有着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去捕捉那些黑暗的东西,其实说句实话这东西不是一部片子,只是一些记录,只是一些资料,给你们看到只是因为你们觉得哇!打啦!好精彩!没有看到过,他们是摆出来的还是真的拍到的,真的拍到不容易啊。其实告诉你们我这是摆着拍的,你们相信吗?当然这个肯定不是摆拍了。当然如果只有一个意见,这个片子不是我拍的,你们相信吗?你们凭什么相信这个片子就是出自我手的呢?凭什么就觉得这个片子就是纪录片呢?为什么?因为你们不相信这么一群天真无邪的小孩会在那里打群架,仅此而已。而且我觉得,说到纪录片,我在网上批判纪录片,其实我的观点也很明确,并非是一概而论,而是对时下的这种DV式的纪录片批判,可能我这么说在今晚的这个气氛不太和谐,但我确实是要批判,首先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的,作者的初衷是什么?作者的初衷是为了感悟生活吗?体验一个艺术的创作过程吗?而是为了去拿点奖,赚点外快,提高一下知名度,好在这里向大家演讲一番,就像我一样,说句实话,当时我得了奖以后拿到的奖金是400块钱,400块钱对于你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一个奖好歹是一个DV吧。但后来我反省了一下,确实觉得这么做是不该的,为什么?我在出卖别人的隐私,而且我也觉得这也是时下中国纪录片的一个很大的误区,不管是纪录片编辑室也好,某某某也好,你有什么权力去出卖别人的隐私呢?而中国的大众正是出于这种愚昧的阶段觉得啊,有人在拍我啦!或者有一种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拍。而在我这部片子里面有一种很强的镜头暴力,你有什么权力把这些小姑娘的打斗镜头作为你的成功的代价呢?而你成功的阶梯竟然是介于这些真实人物所发生的这么残酷的事情,你有什么权利?
观众:那你为什么放出来给大家看呢?你既然有这个想法的那一刻就该把它销毁。
陶良琛:如果我不放出来看的话,恐怕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和大家说话了,我希望大家认同我这部片子,但是不希望大家认同我这个做法。
观众:这是在质疑自己还在质疑别人?
陶良琛:我自己已经质疑了
观众:是质疑这种方式?
陶良琛:对。
观众:我本人是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的,我想问你一点,我希望你在两句话之内回答这个问题:你的所有这些感情是在拍完之后有的还是在拍前就有的?
陶良琛:是在拍完之后,拍之前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孩。两句话。
观众:你的片子的内容都是大家所能看到的,你有没有通过其他的角度去看看小姑娘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陶良琛:我要把它拍成故事片,我觉得是可取的。如果你要我用其他方式来表现这些小姑娘的生活,我更愿意用故事片。
观众:你的片子就是想表现一群小姑娘在打群架吗?
陶良琛:我的初衷就是想告诉大家,啊!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我当时拍的时候就没有觉得我要表现什么,只是觉得这些是好东西。就像你说的,这些东西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只是把当中偶尔发生的东西记录下来作为一个卖点罢了,而且我承认我这部片子不是一部纪录片,顶多也就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平时看不到的素材集合在一起的一部东视广角的编外片。
观众:我记得历史上第一部挣钱的纪录片是在自己家的后院的游泳池拍出来的,它是反映了二战的场景,所有船都是他用模型做的,那就是世界上第一部挣钱的纪录片啊,我觉得只要它是反映一个真实的事情它就是一部纪录片。
陶良琛:我这部片子只是把拍的一些素材按照我的理想去结构。而你们到底知道这真实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吗?是不是这个小米经过几个阶段就变成了这样?或者她当中就是按照我给你们的这种观点去发展的?
观众:我想问一下你对纪录片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你觉得纪录片的意义在哪里?它存在的价值在于哪里?
陶良琛:我热爱纪录片。(笑)
观众:我想问钱春莲老师,你怎么看今天这些纯海派的纪录片?
钱春莲:今天我蛮感动的,首先是我看到一些非常鲜活的影像,然后大家能够花几个小时坐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看你们同龄人拍的影像,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尽管刚才有一些观点上的冲突,但我相信所有的同学所有的青年人,当他们拿起摄像机去拍摄去接触那些他们所不熟悉的世界的时候,他们是真诚的。但是纪录片的确有这样一个悖论,就是说当你拍下来的是真实的素材,拍下来是真实的声音,是真实的画面,但是一旦到你的编导的手里的时候,这些东西都经过你的剪接,你在完成你自己的一种表达。那么这里面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问题是上海的所谓的海派,和京派,或者别的地方,那我觉得他们首先有共同点,如果你看过一些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然后也是差不多的年纪,差不多的经历,他们拍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题材非常广泛的纪录片。那么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在于,你们都在观众主流媒体所不关注的东西,这些年轻人都在关注,比如说北京有一个朱传明的《北京弹将》,他拍的是北京弹棉花的在路边搭窝棚的这样的人,那么跟陶良琛去选择这些路边的卖花女,他们有一些共通的地方。但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些年轻人在选择的时候,他们拍到了不同于主流的另一种典型,这是青年DV作品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活力,以至我觉得青年DV作品能够成为一种不一样的文化潮流,成为另外一种看待世界的一种表达方式,那我觉得这是它的意义所在。那么除了这个层面之外,第二个是内容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东西,不同的青年DV作品,他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就从刚才我们看到几个作品而言,它已经有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就像那个《家园》,以及《卖花女》,它是属于客观的记录的,编导在隐藏自己,他想通过一些比较平时的比较客观的角度,然后来呈现他在生活中所发现的东西,可以说这时候编导是作为一个发现者。那么我们看到的第一部片子《Shanghai Being》,它就是另一种形态的纪录片,它完全是通过剪辑来创造节奏,完全通过后期制作去大量表现,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四分之一,我看到了全部,它大概有六十分钟的长度,当时我就和我的学生交流过,因为叶田是我的学生,你们去拍这样一部长片,是不是觉得自己想说的东西太多了,他们的确是这样回答我的,他们对上海这个城市,有很多方面想说,有些方面说得深一点,有些方面说的浅一点,但是他们想要找到一种自己的方式去表达。那么我看在这个过程中,这部纪录片和平时那种生活流程是不一样的,它是努力地用剪辑去表达,用不同的影响去表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欣赏它的一点,就是说一定要找到独特的表达方式,它其中有一种表达方式是以前所有的纪录片所没有的,就是用两句日常的生活话语,两个对话,比如说:上海怎么人这么多?然后接下来就说:也不都是上海人。用这两句日常的对话,他把它切出来作为一个结构的开端,有了这个开端之后,它就可以非常从容地去结构后面的影像。就是有的时候纪录片往往是这样,你拍下来太多的素材,太多的原生态的东西,但是当你要把它们呈现出来的时候,你必须找到一个结构,一根线能够把这些珠子都串起来。那么我觉得在他这个片子当中,这根线找的特别得好,是以前没有人用过的,是他自己一个独特的点。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声音的那一段,表现声音是非常复杂非常喧嚣的那一段,手机的那一段,这也是它独特的表达方式,但是前面有一段表达方式是抄袭的,就是马路上大量的人流,然后来回的穿动,这种表达方式,我们看的国外的片子已经用的很多了,那么这种表达方式,我觉得青年DV作品它可以借鉴,那么真正的有活力的吸引我们的应该是它后面的,他自己找到的表达方式。我不太同意所谓的海派和京派的划分,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只要拍的好的都是有共通的,而且现在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分别。最早的是北京的《生活时空》讲述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然后上海……的是讲述小弄堂小市民的故事,当时在主流媒体上是有这样的分别。但我觉得青年DV作品,到目前为止,大家作为同龄人,你们所关心的,以及我们所关心的,你们所表达的都是有共通性的。
观众:我觉得《家园》这个片子还没结束,还有事情发生?
金莹:我是想把这个片子一直拍下去,外婆搬家了,两个老人都去世了,想把它拍到非常长。
观众:片中很多镜头是为了表达两位老人的孤独感吗?
金莹:是表达他们的孤独感。本来元宵节就是大家热热闹闹团圆的日子,那天家里所有的孩子都不在,然后我去外婆家,发现就外婆一个人。
观众:这些镜头对表现老人对房子的感情好像没有太多作用?
金莹:我觉得还是拍的时间太短的关系,我是从2003年的春节拍到今年的春节,将近一年的时间,拍的时间太短,看不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后来我在看我的片子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这点,外婆住在旧房子,她非常开心,她和家人其乐融融,憧憬着新房子,但是我在拍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外婆也有她的苦处,但是她们都很要强,他们不说出来,就是有这样的感受。
观众:你原来是拍老人和房子的关系,但是在拍的时候发生了变化,你是怎么把握的呢?
金莹:这两个老人的孤独是我想要表达的一种东西,他们两个老人都是没有自己老伴的,我没有外公也没有爷爷,他们都去世了,这两个老人的孤独一方面是他们没有老伴的关系,一方面是和自己子女的关系,一方面和房子的关系,我就是想把这三层关系放在里面,有可能是我的功力不够或者是时间不够,没有非常好的表达出来,只是按照我的感觉去出来的。
观众:现在的青年作者设备都有了,但是要拍出好的作品,还是需要老师帮助他们,例如表发方式。
方方:不一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怎么说呢,一个时代创造你,你也创造这个时代,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方式,年轻有年轻人的视角,刚才他说的很好,你用你的方式来创造。对我来说马原可能很先锋,对你们来说马原已经太老套了,你们可以比马原更先锋。老师和学生肯定是互教互补的,不能说是谁教谁,学生也可以教老师,也在改变老师。
观众:我觉得《大棚》选的题材非常好,它反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主流媒体看不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它的东西有点偏于像流水化,我不知道这个语言怎么表达,就是单纯记录了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题材还可以在挖下去,就像刚才那个老师说的你在当中加上一句话或者一句旁白,比如说这个淮剧演员对自己的生活状态,自己从外地来是怎样的一个感受,自己对自己目前的收录满不满意,对生活和自己本身生活的关系,他是不是有一些别样的看法,他是不是热爱淮剧,还是只是为了生存而做这个,这些都是可以挖掘的题材。
观众:我觉得纪录片应该是纪实的,它应该表现一种真实的,你可以有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它首先是一个事实,你要表现的是一个真实的东西,那么表现的东西如果本身是客观的话,每个人身边都有很多客观的事实,那么表现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刚才也和航航讨论了一下,他觉得纪录片都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他是要表达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我觉得那也可以,你要表达你的看法以后又没有什么意义?只是让人家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吗?还是这个过程和结果本身是有意义的?不仅仅是对创作者本人有一个意义,我觉得它应该还有更大的意义。所以今天我看了很多片子,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非常非常主观地你能感觉到它就要你和它有相同的情绪,觉得这个时候这个老人怎么孤独了,或者这个孩子很悲惨,我觉得它只是要我和它引起一种共鸣,而不是真正的让我对这个事实有一个认识,然后有一些看法,而且我觉得一个人是一个社会的人,它不应该是单纯的一个个体,所以我觉得他做的事情应该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所以我觉得纪实片它虽然是主观的,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但是它表达的是事实,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有些,除了个人的意义以外,还应该有些其他的意义,我就不知道这个纪录片应该怎样去认识它。
方方:纪录片肯定是有意义的,即使是刚才那个比较偏激的年轻人(笑)说它是邪恶的,也可以,他就想表现一种邪恶,我觉得作者一定可以告诉你他的感受。比如我在这部两个老人的片子里读到了一种温情,一种包容,一种大度。你看那个奶奶,其实她的子女对她很不客气,说现在我们挣钱多不容易啊,这种话说得很不客气,他的阿姨给她钱,说蛮好啦!但是奶奶一直很有风度,笑嘻嘻的,也就忍受了,她的想法可能是这样想的,就是说你们来看我我已经很高兴了,如果我生气的话,你们也许就不来看我了。她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她过去和她老伴,和她年轻时候的照片,这里头你可以读出一种苍凉来。也许它们不需要说话,你能看到什么就是什么。20岁的人读到20岁的东西,30岁的人读到30岁的东西,50岁70岁的人都可以从它这部片子里读到很多别的东西。它把一段生活放大,放大给你看,这就有点陌生化的效果。因为纪实的东西不是完全摆出来的东西,放大就让你看到了。比如说刚才那个孩子在这里拼命打击自己,我不知道今天他出于一种怎样的情绪,过一段时间他回过头来看这段时间,他也会重新来看,很客观地来看在这个城市边缘有这样一些孩子。我刚才过来的时候,我在找这个顶层画廊,结果就有一个很漂亮的新疆小孩,一米八十的,在我的包里掏东西,我进来后心里很难过,这么漂亮的孩子可以考取我们戏剧学院的,然后她却在马路上偷东西为生。那么谁在主使她,她背后是什么?还有民族的文化,还有宗教,一个纪录片可以表现很多很多东西来,看你怎么做。不是你把身边所有的东西拍出来都是有意义的,但是你把所有的东西拍下来以后,你的组合会产生一种新的东西。
观众:艺术作为人类智慧的一种最高表现,它应该有一种导向的作用,虽然说你自己随便怎么想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人类的智慧应该有个最高层次的,至少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追求,就不能说我只是把它表现出来,我对你有多大启发就有多大启发,或者我对20岁的人有什么启发,对30岁的人有什么样的启发,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最终的目标。
方方:我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拍,像你这样拍纪录片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强的导向,如果是我,我希望没有导向,这是我的追求,我觉得就是纪录片里面有很大的可行,有很大的空间,各人可以采取各人的态度,有很多的方式,不是只有一种。今天看到的可能是比较这样的,你去看100部纪录片就会看到很多。我不希望纪录片只有一种形式,一种样式,它样式可以很多。最近台湾近来一批纪录片,非常不错,但是它是非常灵动的,那也是一种方式。我觉得年轻人可以多一点方式。我经常和年轻人说,不要认为那种是成功的你就照那种去做,你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你可以是烦躁不安的,你可以是安静的,即使是烦躁不安的,它里头也应要有一点东西,比如说刚才的《Shanghai Being》,为什么每次放出来的时候都有很多人不喜欢它,就是它里头大部分都是别人用过的,而最好的那一部分还是有人会感动,就是它自己的方式。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方式。所以有导向的可以,没有导向的也可以。
观众:你觉得方式是比内容更重要的?
方方:一样,内容和形式不能剥开的。
鼓掌。
注:
1、《敬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作者施润玖,55min DV
2、“学院制片人”论坛:
http://www.mmsdv.com/index.asp省略号部分是录音不清楚的地方,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