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义的展览，可惜不能到场感受。

有意思啊````

不健康啊，阴暗啊，颓废啊，艺术已被扭曲

不过，也有称颂的作品

作品与主题好象没有什么关系.

艺术与身体
——关于“920公斤”展览计划


委以重任的名称

　　在传统的指物定义游戏中，一个名称对应一个具体的实在物，必须具有意义。我们将要去参观一个艺术展览，最先知道的信息就是它的名称，从名称--展览索引稍加想象，我们不难判断出这个展览将有什么样的企图以及大部分作品的气质和倾向，就像指物定义的游戏一样，即使是我们没有亲临现场。从1990年代至今名目众多的展览图录和艺术家简历中“隐藏”的一个个展览名称中不难看出，展览名称和艺术本身的实验是一样背负着使命的历程。比如在充满假想敌和被压迫幻想的逻辑里，展览的名称很自然的就带上了破坏和批判的意味。

　　在我们--观众的经验里，一个名字的感觉几乎对应着作品和整个展览相应的感觉，而作为展览的主体操作者，策划人和艺术家们在长期的合作之中更是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并坚定了判断。展览的名称和被展出的作品一样被委以重任。这样的默契由于艺术生产的主体（艺术家和操作展览的人）和观众之间的长期互为影响形成。我们下意识的适应了这样一条甚至微不足道的“潜规则”，并身不由己的期待，不仅对展览本身做出期待，还包括它的名称。当然，对展览名称的追求就和审美喜新厌旧的过程一样，当一种感觉的名称逐渐老套、落伍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对另一种新的趣味的追求。这样的机制促使人们向往一个意义深远的、有着广阔内涵的好名字，最好，它还能具有某种未来时态的暗示。在具体的修辞上它们或表现为强力，或浪漫，或带有革命冲动，或追求字的音律变化等等，并且有些是直接和展览本身的操作、呈现方式相关联。

　　就像商业行销需要整体形象设计策略一样，对作为艺术展览“商标”的名称精心设计也无可厚非，它就像一本书需要封面。然而我们都知道它们赖以存立的是它们内部的质量。“好”的展览名称对应的未必是优秀的展览。维特根斯坦说语词的意义不在于把语词和所指连起来，而在于使用。我想我们应该把对展览本身或者作品上的努力叫做真正意义上的“使用”。


　　假体重之名

　　如果我们向任何人都强调我们对于展览名称的冷漠，这样的刻意也许将和前面说的“追求好名称”一样掉进陷阱。大家会以为我们为了不要追求“好名称”而追求了另外的名称，这仍然是追求“好名称”，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悖论。我们本来是想做一个和身体有关的展览，最初也想了好多个和身体有关的名称，后来这些被批评为太刺激太直白显然不适合在美术馆这样的地方用它们。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想到了体重。最后定下来的“920公斤”是我们确定的所有参展艺术家的总体重之和，就好像一个无厘头的数学游戏，然而它足够狡猾，就是这最后选定得名字反而使我们在后来的策展思路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那就是我们不必那么僵硬地把我们将要关注的话题仅放“身体”上（包括后来对外的解释），在作品的相互协调上面我们获得了更多地选择的空间（虽然展览最后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整齐划一的和“身体”有关）。

　　海德格尔说过，只要有语言的地方就会有阐释存在。我们必须为我们所选择的名称赋予意义，因为一旦和展览发生联系，这个数值它不可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对体重的测量--得出了最后展览名称--体重数值。这种对身体重量的测量的过程，似乎在为我们提供一种方法：是否可以通过对身体的丈量来为我们的创作重新开拓视野呢？很显然，我们又把目光投到身体上来。


　　艺术史中的身体史

　　上帝造出亚当夏娃，他们凝视彼此的身体，于是知道羞耻用叶子遮住自己的私处，这可能是我们最早关于对身体感知的想象了。人类赤条条的从母亲的肚子里来到这个世界，从一个身体诞生出另一个身体，生机勃勃，于是开始有了更多的身体集合，世界就是由这些身体集合构成。而独个的身体随着时间又会按不同的轨迹消亡殆尽。

　　身体始终是我们挥之不去的话语，一部艺术史差不多就是一部身体史。从古至今，身体作为材料在艺术创作上有着久远的历史，在视觉艺术领域尤其显得突出。从最古老的原始岩壁人形图画到欧洲的宫廷肖像画，从现实主义对身体的忠实描绘至超现实主义对身体的恣意想象，从伊夫克莱因《人体测量学》里“身体绘画”到谢德庆的自我“禁闭”一年，和现在各类名目繁多倚靠身体作为材料的众多艺术作品--身体作为最重要的材料可以说不为言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身体书写了我们的艺术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精骨，饿其体夫……”

　　对身体想象和期望的描述，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的篇幅，在传统的儒家思想里，身体作为理性的对立面，它总是与享乐和消费联系起来，身体是有罪之源，这是典型的笛卡尔似的身心二元论。因此要获得成就必须要先压制身体，折磨身体，以期得到正果。还有许多的武侠小说和民间传说里延续的正是这一基本思路：某某要想“道”，必是先经过身体磨难然后才能得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在中国的传统审美观里，身体也是需要被克制的对象，即便是展现美丽的身体容貌也只能是半遮半掩的方式出现，这种含蓄的审美观和道德相连接，它们甚至成为中国人的整体性格。

　　作为社会主体的男权中心主义，它包含了对女性身体的向往，它一方面要求女性敞开身体，一方面又因为道德和禁忌要求女性幽闭身体，这样长期建立起来的半遮半掩的和对身体的含糊态度直接导致了窥淫。似乎在这之间建立起来的厌恶和欲罢不能的莫大快感才是唯一的合理的方式。身体是世界和历史印迹的图像，身体影响历史，历史也压迫和操纵身体。进入后现代社会，身体要想获得以往身体的权利和身体原有的自然属性，身体必须加倍消耗自己，甚至提前透支。身体的自足性和它固有的能量也要求，无论在任何时候，如何妥善的安置处理身体是一个大问题。

由于审美使得身体的裸露获得合法性。但德莫克利特说如果人在展现身体的时候没有智力因素，那就和动物无异了。然而直到今天，仍然延续的传统的身体美学方法论造成的后果就是大量的直接、粗暴地对身体的使用：因为使一个尘封隐蔽的身体得以呈现，因而获得美学价值，但这样的东西多了并不会为艺术史增添多少新意，它好比杜尚第一次把小便器搬进美术馆，然而审美是不允许接二连三的小便器被搬动的。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强调了知觉的重要性。身体意味着感性，只有身体才能确证思维的在场。一直有一部分艺术家要求审美回到感性，这注定要关注和重视身体，以及身体如何表达。但身体绝不是被观念驱使的被动机器。现在我们提倡一种新的美学可能，那就是身体的使用不仅仅为了表达身体本身，它是通过使用身体素材转而达到另外的境地，身体将与某笔颜料、某块画布一样，它只是物，或者说它就是现成品，在艺术家的眼里它没有温度。新的艺术史要求我们必须学会使用一种新的身体观来照会我们的艺术，前面说的就是我们即将要实验的内容“920公斤”将提供一个检测的机遇，我们“以身试法”。

体重与艺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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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记者 李静 责任编辑 顾维华　 2005-8-20 9:39:31

“玖百贰十公斤”———这样一个当代艺术展的怪异命名到底与展出作品相关，还是要表达一种特殊的想法？昨天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开幕的“玖百贰十公斤”展的名称多多少少令参观者有些费解，谜团最后却由策展人苏文祥轻描淡写地解开了：“920公斤其实就是参展的16位艺术家的体重之和。”

对于观众来说，这样一个无厘头的名字也许仅仅只有区别于其他展览的“记号”作用。“通常情况下，展览名称和展览的作品一样被看得特别重要，我们开始也花很多时间想给这个展览取个一鸣惊人或合适的名字，但是没有成功，”苏文祥说，“以大家的体重之和命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只是强调不要刻意地用它说明什么，展览的名字本身并不重要。”

彭韫、黄奎、刘波、迟鹏、李小松……“玖百贰十公斤”展览中的每一部分“重量”都代表着一张年轻的面孔，苏文祥表示，这些艺术家都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其实在当代艺术领域已经不算太年轻，但属于同一年龄段的他们在艺术方面的理解和看法比较接近，这个展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他们将要做什么艺术、走什么样的路。

执教于武汉高校的参展艺术家李郁近期对大学校园的塑胶操场很感兴趣，他用10幅摄影作品来表现武汉和上海各所高校的操场；彭韫的《关于L的房间》是一组影像装置，4组16个屏幕中，右下角的一组是其背后房间的实时录像，4个屏幕所连的4个摄像头从不同角度拍摄这个房间的场景，观众既可以观看另外3组录像，也可以推门而入走进镜头。

除了各种形式的影像以外，位于二楼展厅中间的是王俊以蜡为主要元素的装置《柔软的温度》。表面坚硬的大块蜡，被一块悬空的隔热板挡住，隔热板中间镂空出一个人的形象，其上方用一组4000W的强光灯照射，被直接照射部分的蜡因高温而融化、变形。“随着时间的推移，蜡的中间部分因为隔热板的镂空而不断发生变化，其实是一种对时间的表达。”王俊说。

昨天同时在多伦现代美术馆开幕的还有该馆的一个馆藏作品展———“私密的风景”。展品包括了12件多伦美术馆“私藏”的中外艺术家摄影和录像等作品，显示了其始于2003年的收藏实力。


转自《东方早报》http://www.dfdaily.com/

青春可以怎样残酷？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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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川 责任编辑 章乐天　 2005-8-27 9:29:15

起初在文学领域，后来在视觉艺术领域，青春似乎在一个时期里时尚地被描述成是残酷的。青春，其实在不同时期，在很多人的创作中，都被注入了有关“残酷”的臆想，并且在这种臆想里，常会或明示或暗示地带上了对性的探索。

在日常社会生活当中，青春作为人生的重要阶段之一，不是总被加上很多正面的渲染吗？在我看来，它和残酷的关联，正是有意无意地对掩盖或淡化问题的正面渲染的反抗；同时，也是很多人生困惑———尤其包括宿命或性在内———的狄奥尼索斯式的悲剧思考。

前一种反抗，容易理解。后一种思考，简单地解释，来自于当初涉世事，在生理变化或性的接触中发现自己和别人身体时产生的对未知命运的恐惧。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的经验是，在狄奥尼索斯的酒神祭祀中，以对生命的残酷撕裂，通过拋弃意义的癫狂来宣泄情绪，超越恐惧，达成心理治疗。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艺术家徐震引起注意的那件“摔死猫”的行为艺术作品，将一只死猫在地上残暴地摔打到稀烂，以及他的另几件跟身体伤害相关的作品，都带着这种悲剧意味。在他这些早期作品里，残酷甚至被直接诉诸自己的身体。晚近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

多伦现代美术馆最近有个以年轻艺术家为主的当代艺术展览“玖百贰十公斤”，青春的和性的残酷臆想，是多位艺术家的创作主题，在展览中占不小比例。无趣的是，有多件（组）作品，都表现裙装裸腿的少女在一个看似平常的空间里遭受袭击。除这种白日梦的重复，另一些作品所采用的图像方式也显得简单，技术十分粗糙。残酷在这里有些小儿科。

这不只是他们的不足。当下，反抗和悲剧思考往往被轻易地、简单地化解为一些琐碎的个人生活片段。缺乏大气的见解，狭隘视野当道，仿佛真理无所不在，街头巷尾俯身可拾。除了文学的衰弱，电视或报刊中，泛滥地使用日常图像的说明方式，使得新一代创作者缺乏对形象的想象和创造能力。影像技术的低成本普及，依靠观念的投机取巧者的成功等，使得现在国内艺术家往往忽略技术美学，缺乏技巧上的积累和心得。更为重要的是，有强度，所表现的才能达成残酷，而不是低级的生活困扰。残酷是对所破坏的事物或观念———它们是如此强大、难以逆转，表现出超常的勇气和力量。残酷很可能会冲撞到道德底线，这里，就需要艺术家呈现自己的思想功力。

那晚我在多伦现代美术馆看到的创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自:http://www.dfdaily.com 东方早报

可惜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