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云贵交界的乌蒙山腹地，有这样一个地方，在20世纪上半叶，从欧洲寄往那里的邮件包裹，上面的收件地址可以直接这样写：“中国石门坎”——那个时期，国外基督教会的英文报纸把那里誉为“海外天国”。那个地方，在贵州威宁石门坎；那个地方，因塞缪尔·伯格里而声名遐迩海内外。
　　2005年，在《最后的神秘园——贵州之旅》一书中知道了石门坎，知道了传教士塞缪尔·伯格里，随后在网上了解到：22岁就来中国传教的伯格里，1904年39岁时来到贵州威宁石门坎，在他和后继者的努力下，这里陆续修建了教堂、学校、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和织布厂……这个苗族村寨，在后来近半个世纪，成为当时中国“苗族文化的复兴圣地”、“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那时年轻、帅气的塞缪尔·伯格里

1920年左右的石门坎全貌，看起来建筑竟不比现在差。

一、到石门坎去

　　如把伯格里的人生作为一份事业来看待，那他在石门坎的成就，无疑是他事业的巅峰。一百年过去了，他在石门坎传播的福音还在回响吗，他在石门坎取得的辉煌延续下来了吗？当年那些受他福泽的“大花苗”的子孙们，还知道这个来自万里之外英伦岛的“上帝之子”、“苗族救星”吗……带着这样的疑问，在二○○七年的元旦，带着伯格里在中国留下的游历书籍《在未知的中国》，走上了这条探寻之旅。
石门坎位于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的西北角，古时被称作乌撒蛮的乌蒙山区腹地，属威宁，距县城140公里。平均海拔2200米，最高处薄刀岭2762米，最低河谷1218米。长年大雾阴雨，漫山荒坡，只能栽种点洋芋、土豆、玉米等主食，山间沟壑纵横、山路崎岖，物资往来只能肩挑背驮，实是生态恶劣之地，人居艰难。

　　1887年3月，伯格里和邰慕廉（教会同仁）从上海出发，沿长江溯流而上去云南。1888年元月9日到达重庆，遂弃船上岸修整，后或步行、或乘马走陆路，于元月21日到达泸州。伯格里在日记中这样描写到“在夜色中走进泸州街头，街上的灯笼看起来非常雅致”。此后，他们经宜宾、由水富入滇，“在这些肮脏的小客店里宿过18个夜晚后，我们抵达昭通传教士的小小住所。索恩一直孤零零地住在这里，当我们到来时，他异常激动！”……伯格里到达昭通的时间从书中无法确定，在路上大概是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里，经历的风霜雨雪、跋山涉水自是数不胜数，而且在经过汉口后的某滩口，乘坐的木船被礁石撞得粉碎，几乎葬身长江。但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中国人对异族审视、猜疑甚至仇视的目光，更让他觉得孤立无援。每到这个时候，他便会在心中祈求上帝赐予力量，在心中祈求“主啊，无论如何都帮助我保持对这里人们的热爱吧！”

川黔交界的赤水河大桥

　　百多年后，我从伯格里弃船上岸的地方到石门坎去，当然不必受这样的旅途劳顿了，坐在舒适的客车内，或看书、或听音乐、或看车窗外苍凉的云贵高原风光，到也不觉疲乏。从叙永出发，从赤水河大桥（记得当年桥上还有武警站岗）出川到毕节，从毕节到威宁，乘车12个小时，到达威宁已是晚上9点，花60元找了家卫生条件较好的旅店住下，想必与当年伯格里在路上住宿的旅店有天壤之别。第二天一早到车站一问，居然没有直达石门坎的班车，作为威宁县的一个乡一级行政所在地，不通班车，是我出发前未预料到的。让我对威宁是贵州最贫困的县之一、石门坎是威宁最贫困偏远的乡有了深切的感受，更让我想到，一百年前，那里是何等的蛮荒之地。
　　
石门坎场镇边土地

　　早餐后，拦了辆到威宁到昭通的班车上去。车上坐的估计大都是些彝族、苗族同胞，车内卫生条件很差，不过也比100年前伯格里时代好得多了。中午1点，在距昭通20公里的中水镇下车，询问当地人，说到石门坎有不定时的微型车，遂放下心来。在岔路等了半小时不见车来，竟然异想天开的徒步走去，走了20分钟，翻过一座小山，中水镇已不见踪影，环境逐渐荒芜，拦了几辆路过的货车没拦下，心中发慌起来，忙不迭的往回走，深冬季节在云贵高原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夜晚流落荒山野岭可不是开玩笑的。掉头走不一会，看见一挂着手写的石门坎牌子的面包车开来，就像黑夜的茫茫大海中看见了灯塔，赶紧拦下坐上去。11座的面包车，大人小孩坐了18人，挤在乘客中间，身体半挂着座位扒在前排坐椅后背上，那个舒坦劲简直不提了，车内因人多而迷漫的种种复杂味道，在我嗅来也是如此的温暖。

挤在中水至石门坎的车上

中水镇三岔路口路牌

　　中水至石门坎的路为泥结碎石路，一路坑洼一路颠簸，不作一一悉数，对身体发肤遭受的苦楚我向来都能承受。但路程过半，山势逐渐险峻，山间雨雾迷漫，道路时有塌方，峡谷深不见底。再加上所乘车辆无疑是一辆无正规手续的非法营运车，让我这个在道路客运企业工作多年的老交通惊心动魄起来，紧紧的抓住了前排坐椅的后背不敢放松（其实抓着座椅后背有什么用呢）。那些路段车辆一旦滑出道路坠入山谷，必定化为齑粉尸骨无存，那就只好到天国去追随伯格里牧师了。

　　在距石门坎5公里的山顶，路面太烂车辆无法通行了。下车，走小路去。和我同行去石门坎乡所在地的只有三人，一个60多岁的老者，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还有个10岁多点的小姑娘，加上我，老中青少都有了。在这条小路上，多少感受到了当年伯格里书中描述的那种路途的艰辛，在雨雾迷漫的山路上跋山（小山坡）涉水（小山溪），不一会就白茫茫一头了。不少路段泥泞深可淹没脚背，只好在路旁山壁边扒行、在泥泞中跳跃，背着20多斤的背包，实在是苦不堪言。除我以外的老中少三人在这样的路上依然健步如飞，我也只好跌跌绊绊的在后面小跑紧跟着，3公里的山路，半个小时就走了，这在平时是难以做到的，看来是上帝给我的力量了，呵呵。

　　到达时天色已暗，雨雾笼罩下的石门坎场镇上人声寂寥，檐灯在屋檐下暗淡无光的摇晃着，一条老狗蜷在墙角冷得簌簌发抖，街道房屋在二十外就渐渐隐去，偶尔有背着背篓包着头帕的农妇从浓密的雨雾中走来，看来竟是那样的神秘、那样的不真实，遂赶紧找了家旅店住下。
　　晚餐后洗漱毕，窝进开着电热毯的被窝，看了会《在未知的中国》，和家人通了会电话，听着窗玻璃外“呜……呜……”啸叫着的寒风，在100年前伯格里先生传播福音之地，温暖、踏实的睡去。

二、伯格里与石门坎

　　塞谬尔·柏格里， 1864年出生在英格兰南海岸一贫苦工人家庭。17岁时，他以名列第三的成绩通过英国文职人员考试。工作五年后，他感觉上帝正召唤自己去传播福音，于是辞去文职工作，于1887年作为基督教英国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他先是在昆明、昭通、会泽等地传教，其间1903年成为首次访问凉山彝族的西方人。自1904年以后，他以威宁石门坎为中心，在黔、滇、川毗邻几十个县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活动，身为该教区的负责人，拥有信徒六万之众，建成教堂、学校约二十八所。
　　伯格里1888年到云南后，一直在昭通、昆明、昭通等地传教，但收效甚微，自己也感到苦闷无助。直到1904年7月12日，四个“服饰奇异的土著”来到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的牧师柏格理住所。他们是来自石门坎山区“大花苗”，没有土地，靠租种彝族土目（类似土司）的土地，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他们已通过安顺的另一位传教士党仁居信教成了基督徒。他们皈依基督是因为在困苦的时候，“有个神在寻找迷失在山野里的羔羊”的传言让他们看到了“我们苗家的希望”。这四个苗人的到来，伯格里抓住了他们伸过来的犹豫的手，“是伯格里人生的最大转折点，是多年辛劳和祈祷的终结，也是他本人与更多成千上万人的一种新生活的开端。”他们让伯格里走进了石门坎，由此石门坎成就了伯格里的人生，伯格里造就了石门坎的辉煌。

　　当时的石门坎，是诺苏人（彝族）土目安荣之的领土，伯格里找到他，经过沟通取得信任后，说要买一块牛皮大小的土地。安荣之心想一块牛皮大土地有啥不得了的，就送给了他。没想到伯格里把这样一块牛皮处理成一根根的牛皮线，在石门坎的山坡上，围地丈量，竟然圈得土地八十余亩（现在为石门坎乡政府所在地），令安土目瞠目结舌，让读者不禁莞尔。在这块土地上，伯格里建教堂、建学校、建医院……在西式学校里面，苗族人不仅学习苗文、汉文和英语，还学习自然地理、数学、音乐和卫生知识，开展篮球、足球和游泳等文体活动……或许，以下的描述，更能证明伯格里在石门坎取得的辉煌成就。

　　在文化教育上，有语言天赋的伯格里创造了苗文，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男女合校的学校，修建了宿舍、礼堂、足球场和游泳池。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培养出2个博士、1个硕士和30多位本科大学生。硕士朱焕章毕业后，回到石门坎在原来教会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了石门坎中学（今天的石门坎民族学校），1949年后任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博士张超轮毕业后，回到石门坎为苗人行医，后任贵州省卫生厅长。在伯格里及后继者的感召下，众多学子义无返顾的返回石门坎，再由石门坎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石门坎以外的苗族地区，使贫穷的石门坎得以成为苗族的文化中心、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人才中心。威宁县在1949年后的一次教育普查显示，当地苗族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其他少数民族，甚至超过汉族。

　　柏格理及其追随者十分重视发展体育运动，柏格理在学校里开设了文艺体育课，开展多项体育运动。1932年，石门坎召开第二十一届运动会，贵州、云南、湖南、四川100多支运动队参加。1934年第二十三届运动会，有2万多四面八方的群众前来观看。驻扎在昭通的贵州省第三绥靖区司令杨森听闻石门坎足球队的名声，带着他的部队足球队来参加比赛。输了两场、勉强赢一场的杨森，走的时候硬是带走了四个球员。1950年，石门坎八名主力入选第一届贵州省足球队，后来中国第一支国家足球队中就有出自石门坎的球员，“贵州足球摇篮”的名声不胫而走。

此乃石门也

　　在旧中国，麻风病人是最受歧视的，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火烧麻风病人的事件。柏格理等人筹资买了一平方公里地修建了麻风病院，当时共收护了湖南、贵州、四川、云南的100多名麻风病人及其家属。现在石门坎的麻风村就是当年的麻风病院。

　　由于战乱，来石门坎的孤儿越来越多，柏格理及其追随者建立了石门坎孤儿院，高峰时期收养130个孤儿，这些孤儿不仅生活无忧，还充分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抗日战争时期，百姓流离失所，大批的难民来到了相对安定和富足的石门坎，石门坎建立了战争避难所，大批难民与石门坎民众一同劳动，一道学习生产技术和文化。9 .18事变以后，有800多石门坎苗族青年参加抗日战争。

　　还有，教会创建“节制会”，不准皈依的苗民教徒酗酒，创建“改良会”，约束十五六岁早婚的习俗，规定教民及学生“男子年满二十，女子年满十八然后结婚”。对于那些没有进到学校读书的成年人，教会开办了“平民学校”，苗族信徒在主日进礼拜堂的时候，不仅要礼拜，还要在晚上分班学习文化，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

石门加梯坎。这石梯是伯格里来石门坎后率人在山崖上开凿，通云南昭通，那时可是交通干道喔。

　　伯格里同时又引导苗民修建房屋，凿通公路，栽种洋芋、蔬菜和树木，传授纺织技术，提高了当地苗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使贫困落后的石门坎竟相对富裕起来。1920年以后，石门坎教区设置了“推广委办”。到1942年，又成立了种子试验站和推广布厂，专门负责培育各种农作物良种，培训手工毛纺织技术人员，然后让他们再到各教区进行推广。

　　在与当地的巫师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伯格里夫妇又在石门坎他们住所中办起了药房，他和妻子海孝贞俨然就是药房的主治医生。这个药房成了与教堂、学校同样热闹的地方。每每礼拜之后，都有川流不息的人到药房来求医求药。柏格理甚至为当地人种牛痘。他专门从家乡带来一批小刀片和疫苗。当自己顾不过来的时候，他就办班培训。很快，那些被选中的传道士兼教师又成了接种员，揣着令人羡慕的闪亮锋利的小刀，满腔热忱地到处为苗民接种。

伯格里夫人海孝贞(中文名，原为昆明教会医院的护士，随伯格里到石门坎)在为苗族婴儿种痘

　　太多太多了……
　　看着这些100年前伯格里在石门坎开展的社会改良运动和乡村建设行动，由此带来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苗族的文化复兴、社会文明的快速发展、社会经济的相对繁荣；想像当年那些在石门坎荒僻的山野中穿行、在贫苦的苗家人住所中进出的教徒的身影，由此引导当地苗人乃至滇黔更多的苗人皈依基督，让人感叹伯格里人格的魅力、信仰的力量，让人神往。
　　1915年7月伤寒病传到石门坎的，很多苗民和学生都病倒了，学校山崖下的一个山洞作了临时隔离治疗室，在那里，一直守护着病人伯格里也被感染上了，于9月15日去世，时年51岁，在石门坎长达11年的艰辛创建后，这个相貌文弱但内心坚韧的牧师就此长眠。送葬的时候，数千苗民为之失声痛哭，高声唱着颂扬他的民歌。


奔走在乡间的传教士

伯格里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