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石门坎

　　清晨醒来，啸叫一晚的寒风已歇息，窗外仍是白茫茫一片雨雾。背上背包、相机和《在未知的中国》，怀着虔诚的心情向伯格里墓走去。伯格里安葬在紧挨着石门坎场镇的小山坡上，山坡下修建有教会的福音堂，红砖砌筑。走上山坡，在青冈林掩映中，伯格里和高志华（伯格里继任者）墓静静卧在小径的尽头。

　　来到墓前，点上两支香烟分别放置在伯格里和高志华的墓台上，垂手低头闭目肃立，心中想到，先生在上帝荣耀着的最贫瘠偏远之地传播福音直至安眠于斯，必定已魂归天国在天父左右了，愿先生灵魂安息、先生的精神永世流传。随后，在墓前石阶上坐下，信手翻开《在未知的中国》，第722页，页顶的一段是这样记述的“后来，我们举行了圣晚礼。人们相继领到了面包和茶，当他们拿到自己的一份时，大多数人都闭上了他们的眼睛，气息平静的向耶酥祈祷，这真是欢欣鼓舞的时刻。有证据说明五个民族的人参加了礼拜：苗族、汉族、诺苏（彝族）、蔡族（当地旧时的族称），以及我自己”。我想那一刻，伯格里必定对那些“迷失羔羊”的皈依感到欣慰。

　　绕伯格里和高志华墓一周，扯除一些枯草后下山了。伯格里墓前有这样的碑文“牧师真是中邦良友、博士诚为上帝忠臣”，“人竟宿于石门，神将赐以木铎”，“漫云古柏埋幽径、共仰明星上象台”，“先生本英籍……甫弱冠即渡海东来，更汉文为柏格里，字明星，能操各种文言，服习起居，随处与人从同，登场讲演，善于献身说法，听者每觉兴致勃勃，咸无不深省，足令惰者起而懦者兴，恶者胆寒而悲者慰……”

青杠林（不知是不是哈）掩映的墓地

　　站在我们的角度看，伯格里在石门坎，最大的成就乃是影响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据官方统计，100年来，从这里走出了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杨汉先、张超伦等省部级干部10人、地厅级干部20余人、县处级干部200多人，还走出了博士2人、硕士　1人、本科和大专毕业生34人、中专生200多人、中小学毕业生数千人。从这些数据看来，可以想像当年那些莘莘学子，翻山越岭来到石门坎小学，就着天光、就着煤油灯，捧着苗文和汉字对照的课本，学习语文、数学、地理、音乐等知识，甚至还有英语，当然还有篮球、足球、游泳等体育课。比现在小学的课程，竟少不了多少。伯格里在他的日记里写到那四个大花苗到达时的情景，“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非常迫切地想读书。”这是1904年7月12日记述的。这样看来，在其后的数十年间走出那么多的高学历苗家学子，就不足为怪了。

　　现在，站在倚山而建的石门坎场镇的山坡上，你会发现整个场镇修建得最高的建筑是石门民族学校的教学楼，最“豪华气派”的建筑也是教学楼。在去威宁石门民族学校的路上，有这样一些横幅“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一个学生失学，就失去一个希望”。让人感叹，重视知识和教育的传统，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竟如此完好的延续下来，这样的一个民族，有理由不复兴吗。

石门民族学校教学大楼

篮球场

　　伯格里在石门坎的成就除教育外，就是引领当地及周边地区苗民的皈依。可惜这次到石门坎时间有限，加上气候原因，未能作更多的了解。在石门坎的标志性风景石门旁，遇见一位背煤的苗族妇女，在知道我是从四川来实地了解这段历史的游客后，热情的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坐坐，在我推辞后她告别“主与你同在”。

苗文新约全书

三、石门坎的冬天

石门坎场镇上一位名叫杨华明的苗族老人，其父亲杨荣新曾任西南教区总会计，原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所工作,曾参加苗文字的改革,还参与编写了《简明苗汉词典》。由于历史原因，1959年8月含冤去世。当时留下了许多来不及翻译整理的苗文古歌、故事、成语、词汇等。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杨华明，从1993年开始，他跑遍了云贵两省1多个县市的苗族聚居地，搜集苗族服饰和史料。从2003年6月起，采用苗汉文字对照，整理翻译了记载苗族历史、古歌、故事的《珍贵史料》、《苗族有文字是从基督教传入后兴旺起来的》等，共10万多字。

　　在他那简陋的小屋里，围着火苗直窜的煤火炉，吃着火炉边烤着的洋芋，他从苗族始祖蚩尤开始，讲述苗族因遭受压迫举族迁徙，在苦难迁徙史中种族的分支，苗族各分支的语言和服饰特性，以及伯格里和基督教给石门坎后带来的变化、给苗族文化带来的复兴……可以这样说，杨华明老人就是一部“苗史”。谈到基督教在石门坎的现状，老人感叹道，现在的教徒更多的只是形式上的，而这种形式更多的也就只是在礼拜时做点祷告而已，真正的教义，可能已没有多少人去领会和遵循了。

　　而在一位石门苗族学校教师的家里了解到，现在的石门坎的农村基础教育可谓步履艰难。当年的传教士身兼学校的教师，有一种传播文明的道义和精神在支撑；当年的学生，更有一种学习知识摆脱愚昧的渴求在奋斗。而现在，教师不备课、上课照本宣科、晚上喝酒玩耍；而有的学生就更离谱了，老师稍有责骂，就背起书包回家了，好似满清八旗子弟，失学、中途退学的学生也不在少数……一个民族，如果缺乏教育的发展、文化的传承，最终必然走向被同化乃至消亡。那时，族别对他们而言，也就仅仅是个称谓了。而这个称谓，对他们自身而言可能也是无足轻重的。

　　现在，当年教会修建的教舍还顽强的矗立在石门民族学校校园内，见证着一百年来石门坎的兴衰荣败；教舍旁的青松从幼苗到参天大树，经历了石门坎的风霜雨雪，到愈发显得苍遒；当初学校的创建者的坟莹上香火依依，但只怕在天国的伯格里先生，发出的是一声叹息……

石门坎在心中神圣的光环消失后，给我的印象就只是中国西部贫瘠山区的一个缩影了。在那样一个社会兵荒马乱、经济停滞落后的岁月，石门坎从文明的蛮荒之地跃升到局部文化中心；而在社会经济和文明都相继发展的年代，石门坎又逐渐从中心跌落到边缘。这样的现象，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吗？是整个社会发展经济淡漠文化的急功近利思想影响了他们吗？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的确就是被异族文化侵袭、被同化的一个典型了，一个民族缺乏文化传承的必然结果。不知我们悠远的中华文明，是否也正在没落、也在走向这样的一个结果。

　在离开的那天，从杨华明老人家中出来，等到下午三点过，依然没有微型客车到来，想必是在山上被阻了。看着雨雾迷蒙中泥泞满街的石门坎，心中对家人的思念不断膨胀发酵，毅然背起背包，向山上走去。临行前好心的旅店老板娘告诫我，首先不要在山间迷路了，其次在山上等到五点都没赶上车的话就得赶回来，夜晚的石门坎不仅仅是迷路的危险。

　在上山的路上心中想到，来时因车路阻断而走小路到石门坎，看来竟是件幸事，不然回家只怕还要找向导带路了。在走过一次岔路、走出一身汗水到达山顶时，听见了汽车在泥坑中挣扎的轰鸣声。

　坐在车内，车窗外山下的石门坎渐渐离我而去，那段西方文化在本土上交融汇合出灿烂文明的历史也越来越远。透过石门坎寒冷冬季的重重迷雾，我仿佛看见百年前的一个早晨，病床上的塞缪尔·伯格里，记下了他日记的最后一笔“昨夜和今晨都在下大暴雨，学校里的孩子们已开始了他们的考试。”

（注：本文部分文字资料及图片摘自网上）

冰花

纪念伯格里种下的柏树，比在世的绝大多数人的年龄都大

学校大门，最贫穷偏远的乌蒙山区，学校修得这样好，是难以想象的。祝愿不只是装饰

未来、希望

一段难忘的旅程，谢谢你介绍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