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阵喧闹的鼓点，四个打击乐演员上场。他们穿着民族服装，个个摇头晃脑，让头顶上的彩带旋转出好看的花样。
对，这个场面在电影《英雄儿女》上出现过。然而，这些演员驾轻就熟，表演得更加出色。
不要说台下的西方会议代表看得如痴如醉，就连我等东方民族也暗自佩服韩国演员的娴熟技艺。
韩国艺人的演出很有水平，不过很协调、很规矩、很本分，绝没有争芳斗艳、出风头。

有些事情早晚都要来。刚刚去院办办理手续的途中，看见另有一台貌似很新的装置立在道旁，一幅“无家可归”的模样。回想起来，早先看到过类似一台装置，怎么又有一台更新的也立在这里？
困惑中，有位早年听过课的学生走过来告诉我，这是他们实验室的重整装置。如今实验室的空间不够用了，只好将它放在外面、等待着看看有无“好心人”将它收留。
我感叹这个装置价格不菲，数以万计；他承认确实如此，当年的造价就是十几万。眼下只要有人愿意收留它，就可以免费转走。
原理上讲，可以将装置上的阀件拆下来；可惜，如今可能找不到这么手巧的学生来做拆卸工作了。没有办法，只好让这个十几万的装置弃置路旁。毕竟，实验室的空间是有限的。

我想起了1997年去香港科技大参加会议时，好朋友詹必增带着我参观港科大实验室。只见那实验室比日本的还要小、还要挤。每个研究生真的几乎只有一张办公桌那么大的地盘。他们使用的气相色谱仪，就像一个手提箱、而我们的气相色谱仪还像两个大号樟木箱那样“威武雄壮”。
朋友迎着我惊诧的目光，缓缓解释。香港是个“寸土寸金”之处，港科大就是在郊区清水湾用钱堆出来的。那里是陡峭的山坡，校区依山而建。大门在山顶，然后逐级向下、有42层之深。这样的地段，能有多大空间的校区？又能有多大空间的化学系？又有多大空间的实验室？因此，所有的仪器装置必须小型化、微型化，否则一律不购买，因为实在是没有空间存放。
1997年，国内正在消化-仿制国外的气相色谱，恨不得高高大大、威武雄壮的模样，让用户觉得“物有所得”，和香港科技大简直相差一个时代。
27年过去，空间问题也来到了内地高校。再有钱，也买不来时间和空间。实验室被迫扔掉庞大的装置，就像翼龙斗不过鸟类一样。大势所趋，难以逆转。这些高大威武的装置，或许目前还能在边远省份的高校里发挥作用，但是早晚一点他们也会面临着同样的“空间有限”问题。
在这27年的光阴里，那些仪器制造商看透了这个趋势吗？如果不能看清形势、争做“马首”，那就只能担当“马蹄”跟着跑；再不济的，只好落到“马尾”地位。就像电影《决裂》里那位教授讲授“马尾巴的功能”、饱受动乱十年期间被嘲笑的地步。
人类发展是个客观的、自发的、固有的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管愿意不愿意，别人走过的路，你是躲不过去的。
我经常和学生们讲，我们既不是第一批人类，也不是最后一批人类。在我们前面有亿万先辈走过了漫长的路。要了解先辈、尊重先辈，以史为鉴，虚心学习，才能少走弯路。
看看发达国家和地区，他们的今天会给我们的明天提供经验教训。前车可鉴。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至理名言啊。

人和人就是不一样。
据说1997年任正非在访问IBM期间，听了管理学的讲座；临走时被送了一本哈佛大学出版的书，讲的是IPD（集成产品开发）变革。
传说他“猫”在酒店里，把这本书看了三天三夜；最终做了一个决定：向美国企业学习管理。
1998年2月，他在《华为人报》发表文章《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只有认真向这些大公司学习，才会使自己少走弯路，少交学费。IBM是付出数十亿美元直接代价总结出来的，他们经历的痛苦是人类的宝贵财富。”至理名言啊。
善于吸取前人经验的高层决策人就是少走弯路，避免了“将帅无能，三军累死”的窘境。

相比之下，一般人可能都不了解未来目标是个什么样。
1988年我离开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时，系里女秘书意味深长地说：“未来的现代化是什么样，你知道吗？中国想要现代化，交通必须跟上”。她不愧是银行总裁的夫人，看问题就是尖锐。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未来的现代化是个什么样。虽然不至于像农民那样朴素的憧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1993年飞到东京羽田机场上空俯瞰，仿佛来到科幻世界，被极大地震撼。
1997年在港科大，又看见发达地区的高校如此寸土寸金、捉襟见肘，很受触动。

2018年重返奥克兰大学，看到改建后的化学实验室，却是五味杂陈。
眼前的实验室再说是窗明几净，高级仪器密布，却处于任由外人观看的密闭体系里，使人想起动物园、真的让我不安。

不由怀念起30年前我们那亲手搭建的真空装置以及各国同学之间的协作融洽。
那时候确实是艰苦、是落后，但是快乐、自由，无拘无束地展现自己而不是被逼着干活。这也许就是我们和眼下研究生之间的“代沟”。
不了解这些变化，眼下你和他们再去讲述当年如何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攻关研究，大有“鸡同鸭讲、对牛弹琴”的意味，谁能听得进去？

在奥克兰大学，教授回忆说1960年代是做研究最幸福的时光，没有压力、没有指标，完全由自己的兴趣驱使着研究。
如今看来，我们做研究生时可能也是最好的时光。导师以“教”为主、着重培养人才，没有出论文、出成果的压力，完全是我们自己想展现才能、实现梦想为动力。
“我要学”和“要我学”的感觉绝不相同。如今读研，更多的是为了生存而不是探索，很多导师也是将研究生当作高级劳动力。都变味了。

身在伟大祖国还好，那些在美国大城市名校里读博的更惨。每月给1300-1400美元（听起来不少），租房就下去八、九百多，再七七八八交各种保险，剩下来就寥寥无几，捉襟见肘
难怪他们要聚众游行请愿、要求提高待遇。
更有甚者，很多导师没有经费养活博士生，就让他们去当助教（TA），每周要带两天繁重的本科生化学实验、还要夜里批改作业，连自己做研究的时间都被侵占。

因此，我在讲课时，课间有学生真心诚意地询问是否应该去美国名校读博深造。
我望着那真诚单纯的目光，欲说还休，欲说还休：骗人是不对的；讲真话吧，又怕泼了人家满腔热情当头一瓢冷水，只好含蓄地使用外交辞令。
唉。做老师难，说真话更难。真是左右为难。

今天是我在办公室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把办公室交还给学院。将工作电脑移交之后，真的就能过上一杯茶的清闲日子了。虽然只有一天，好歹也能体会一下这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云野鹤滋味。
人啊，说起来很可笑。只有到了退休，才会真的休息。在辛苦研究的时候，觉得时光很慢，度日如年，“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然而，真正走完一段历程之后，洗尽铅华，尘埃落定，再回想一下，又似乎人生很短。不讲是“人生如梦”，却大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飘忽感觉。

我在这里度过了九年。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这么长时间。
刚搬过来的时候，以为自己三、四年就会离开，所以室内的木头沙发，办公桌和电脑桌都全是捡了别人不要的废弃物。这些家具看上去很陈旧，然而都有一个绝佳特点：绝没有甲醛排放。这对于身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可惜，办公室的新主人肯定不理解、看不上这些老矣的廉颇。
很多事情，哪怕前人讲得很透切，后人都难免心存不信，“也许我不会落入俗套”？要等到吃了教训才懂事。谁不是这样？
说来也奇怪，前人的成功，你未必再现；前人的挫折，你却难以躲避。因此，仔细回想老人的忠告“听人劝，吃饱饭”，那确实是至理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善于学习的人，才能走得更快。

国庆假期，喜气洋洋。万达茂里民间自发组织的演唱会，观众人数虽然不算多，但是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讲起来，似乎有点“乡下狮子乡下跳”的诙谐，然而大家乐得欢笑喜庆就行。

六年前的国庆节，我在新西兰参加会议。皇后镇的风光秀丽，宁静淡泊，堪称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