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2日，重庆市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园。历经40年风雨，承载着一段特定历史的红卫兵墓园去年12月15日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 核心提示

　　42年前，山城重庆曾爆发过规模为中国同期之最的“文革”武斗。死难者被分散掩埋于重庆市区约24处。随着岁月流转，这些墓地或被搬迁或被铲除，至今保存完好的仅一处，位于沙坪公园。
　　2009年12月15日，此处墓园被重庆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红卫兵墓”作为特殊的历史记载者，自身也经历诸多波折，曾数次面临被拆除危险。而当时日久远，它记载历史、供后人反思的作用得以体现。
　　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目前是中国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规模的“文革”墓群。它成为文物的过程中也曾有过争议，但最终所有意见指向一个基点：它应当被保护下来。
　　在重庆市沙坪公园西南角，石墙围着一个特殊的墓园。它曾长久与世隔绝。
　　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数据，墓园里有113座墓碑，共掩埋有531人，其中约404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
　　当地人称它为“红卫兵墓”，据称， 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保存完整的“文革”墓群。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围绕这个墓园的一直是去留的问题。
　　“销毁”还是保存，争议一直持续到2009年底。2009年12月15日，红卫兵墓被重庆市纳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月12日，记者走进雨后的墓园。这里满是半枯半荣的鬼针草、矢车菊。
　　墓园西高东低，布局杂乱，有一条通往深处的中央小道勉强做中轴，左右两侧的墓碑皆疏密无序。
　　曾在武斗中指挥掩埋尸体的郑志胜老人回忆，“最初就是乱埋，各个单位就近找地方，先来先埋，先左后右，逐步往后移”。
　　这里多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37人，分三层掩埋，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分隔。
　　墓园中碑型各异，有的碑顶嵌有派别名号的火炬。碑文有“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等。
　　红卫兵墓园的研究者、重庆出版社编辑陈晓文根据碑文资料考证，墓园中的逝者，工人约占到58.9%，红卫兵约40%。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60岁，其中26岁以上者46.5%。
　　墓园占地约3000平米，正门右侧有“文革墓群”字样。有数个墓碑，高出了石墙。有些墓碑上的文字已剥落或模糊。
　　专家认为，这个承载着历史的墓园，因风吹雨打正在自然损毁，必须提到法律高度进行保护与抢救。

　　仅存的红卫兵墓园

　　学者王康曾目睹一次“复仇”，上世纪70年代，重庆一中某校长“爆破”了一处红卫兵墓
　　67岁的郑志胜说，他如今每次进墓园，都泪流满面。
　　1967年重庆武斗期间，郑志胜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待分配的本科生。他接到的任务是处理尸体，同学送他绰号“尸长”。经他手的尸体近300具，其中送往沙坪公园埋葬的200多具。
　　据郑志胜介绍，墓园所在的地方，解放前是开明绅士饶国模的私产。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逝世后，饶主动捐地作为墓园，时称“八路军公墓”。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曾埋于此处，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迁移。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墓园埋葬了几名中印战争中牺牲的烈士。
　　据了解，沙坪公园地处武斗中一个派别控制范围的核心地段，隐秘、幽静，这是它成为红卫兵墓的原因之一。
　　“文革”期间，重庆武斗惨烈，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重庆市武斗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645人死亡。
　　据郑志胜介绍，沙坪公园内墓园的造墓立碑，是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
　　沙坪公园管理处负责搜集、整理红卫兵墓园资料的研究员李中华介绍，重庆当时七区三县，相类似的红卫兵墓群有24个，建设厂清水池、重大松林坡、体育馆、牛角沱大桥南桥头、朝天门码头街心花园等处，当年都有掩埋红卫兵的墓地。
　　后来，其中23处墓地或被强制搬迁或被直接铲除了。至于墓地当时埋了多少人、何时被铲掉的，现在已无法考证。
　　在“文革”武斗的历史结束后，红卫兵墓因它记载的历史，而成为人们心里的敏感区域。
　　重庆一名受过“文革”迫害的老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里面所有墓碑都是‘文革’的耻辱柱，一看见它们，想起它们，我的心就会痛起来。”
　　重庆民间学者王康曾亲眼目睹人们对红卫兵墓的仇恨。上世纪70年代，曾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重庆一中某校长，亲手把埋了几十人的红卫兵墓炸了。

　　曾几次面临被铲除境遇

　　围绕红卫兵墓的“拆除”一直存在，而到了房地产开发的年代，它又面临了被地产商铲除的危险
　　根据陈晓文、李中华等研究者的调查，“文革”武斗结束后，上世纪70年代，红卫兵墓园曾一度损坏严重。
　　根据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的描述：“当时墓园仅靠一堵失修颓圮的土墙与相邻的农村生产队隔断，附近农民逾墙撬走上好的石板、建房做宅基石、盖猪圈。1975年全面整顿时修葺公园，才砌整了与外界隔离封闭的院墙，墓园方始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
　　不过石墙仍不能使该处墓地免遭破坏。郑志胜回忆，1976年底，因武斗中牵扯命案他正处于羁押状态，他与几名狱友外出运粮时，向看守请求到墓园看看。他们刚进门口，便看见一群农民正猛撬墓基，打算抬着墓碑石回家。
　　而随葬品中有钢盔、枪械的传闻，也让盗墓者时常明目张胆在墓地里挖掘，死者的遗骨被散落一地。
　　因墓园的特殊性，如何处置“文革”墓群，对当地官方来说一直是敏感问题。研究员李中华介绍，上世纪70年代，时任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曾向上级请示此处墓地作何处置，后来没有下文。
　　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1985年，有一名退休老干部给四川省委写信，要求拆除此处墓地。
　　此信被转发回重庆市后，沙坪坝区政府及区委的部分干部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一方赞成把墓地炸掉，以“清除‘文革’遗迹与‘文革’记忆”，而一方，则希望把它保留下来以警示后人。
　　据沙平坝区文保部门介绍，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博康到墓园走了一圈，并未直接表态。随后，他批示了 “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
　　随后，由民政局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后来，沙坪公园修建了一条从公园通往墓园的石板路，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墓园的再一次拆除危机，则与房地产开发时代的到来密切相关。
　　据传，1993年曾有某港商的一个建设项目，把墓园划入了拆除范围，但后来此规划不了了之。(上)


(转新京报)

传言引发了文保关注度

　　2005年，因开发地产要拆红卫兵墓园的消息广为传播，人们也从此知道了有这样一个墓地
　　围绕墓园的“拆除”风波并未就此平息。
　　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到2005年，重庆再度传出有房地产开发商要将红卫兵墓园拆除，对这一地段进行商品房开发的消息。
　　此消息一出，引发强烈关注。重庆众多人士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墓园。
　　而许多人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了重庆有一处红卫兵墓园。
　　“这个传言刚出来时，我很高兴，这是好事。”钱立全认为，正是这一消息，使更多人关注了墓园，而这对墓地的保护是有好处的。
　　沙坪坝区原文物局书记吴波介绍，沙坪公园附近地理位置好，商业价值高，2005年前后商业开发正如火如荼。不过，当年开发商的意见一提出，即遭到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强烈反对。□本报记者 吴伟 重庆报道
　　他说，当年高校、民主党派反对拆墓的声音尤其强烈，他们希望此事得到慎重对待。不过，也有一些人认可拆除，认为铲除承载着痛苦记忆的物质，可消灭精神上的伤痕。
　　吴波回忆，此提议原本不在政府规划中，最终也未被列入土地开发议事日程。
　　钱立全说，对于墓地的“威胁”除了商业开发之外，还有家属提出要迁移尸骨。
　　他回忆，2003年或2004年，有个家在贵阳的死者家属提出，希望把死者的尸骨迁出，以便进入其家族墓地。
　　钱立全说，那是个合葬墓，虽然公园方清楚死者埋在哪个角，但只要迁出一个，就会造成墓地的严重破坏。
　　于是，钱立全接连两次给那家人写信，希望从文物、从历史的角度，不要迁移。“我还说，他在这里有战友陪着，不孤独。”
　　最终，家属方放弃了。
　　“假如他要迁，你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这个例子一开，其他家属知道了要迁。又怎么办？这墓地就完了。”钱立全介绍，正是接踵而来的“危机”，使沙坪坝文物保护部门及公园管理处产生了一些想法。
　　他们认为，只有使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才能从法律上避免类似情况一再发生。

　　艰难的证人调查

　　研究者李中华说，有的人不愿提及往事，有的人已老去，甚至有的人约好了，等要见面时却中风或去世还在2004年末的时候，沙坪坝区文物局联合沙坪公园管理处，便开始了为红卫兵墓园申报文物的前期准备工作。
　　吴波说，文物并非是一个东西摆在那里，有一些年头及与什么事情有关，就能成为文物，它还需要见证者提供相关史料进行支撑。
　　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落在了沙坪公园管理处的头上。
　　钱立全介绍，因管理处无资金、无政策支持，此项工作一直处于“半休眠”状态。一直到2007年，转机出现。
　　这年的4月4日，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此时有人建议，沙坪公园应抓住机会。
　　之后，公园管理处聘请了李中华、王友群、秦本志三人组成调查组，开始半公开地对墓园的史料及当年的经历者、死者亲朋等进行调查。
　　三人调查小组从2007年9月开始运作。李中华介绍，此后连着两个春节，他们都在墓园中度过。因为死者的家属、同事、同学、朋友等，春节期间会到墓园吊唁。此外就是清明节时来人多。
　　李中华等人的任务之一，就是与他们进行对话，搜集原始资料，“这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通常，对方都不愿提往事，“不想谈，不愿谈”，而一旦旧事重提，伤疤带来的痛苦可能“殃及”李中华他们，有人会骂人，“他们很大一股怨气，40年来无处发泄”。
　　此外，时间太久远了，很多人记忆模糊。李中华说，另一方面，当事人纷纷老去，有时约好了见面，要见面时却发现人死了，或者中风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十几次。
　　还有一种情况，公园可以确定某人埋在墓园里，但找不到一个人证。例如当时在此求学死亡的学生，而他的同学后来又都在四面八方。
　　为了让家属提供相应帮助，公园管理方想过很多办法，李中华甚至以家属的立场写了很多文章，他们才慢慢吐露情况。“你仅仅说‘这是历史，我们应当承担责任，我们要保存历史’，他们听不进去。”
　　李中华介绍，工作组共走访了2000多人，其中1200人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最终，形成了30万字的文本。目前，已了解了100多人的生平、死亡日期和原因，但仍有300多没有搜到。
　　钱立全说，工作组的目标是争取把每个死者的生平都调查清楚。他认为目前资料搜集已进入非常困难时期，并且越往后越困难，因为很多人都去世了。

　　获得机会的文物申报

　　直到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提出，要对“文革”期间代表性建筑物保护，墓园的申报才得以公开
　　没有“合法地位”就没有文保经费，沙坪坝区文物局吴波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做到“保存”，离“保护”还有距离。
　　为防盗墓及游人翻越铁门进入墓园，沙坪公园管理处聘请了3名保安全天进行监控。
　　李中华回忆，他们刚开始调查墓园资料时，连沙坪公园内部员工都不理解：这一个坟墓有啥好搞的？而公园和区领导有压力也不敢说，大家都闷着。
　　直到 2008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
　　此后，重庆红卫兵墓园的调查组，和申报文物，才处在了公开状态。
　　钱立全回忆，沙坪坝区市人大、政协领导也敢说这个事了，区和市文物局才高度重视这个墓地，多次到现场查看，反复组织专家论证。
　　按照文物申请的流程，先由沙坪公园管理处向沙坪坝区申请成为区级文物，再由沙坪坝区文物局向重庆市文物局提交申请，方能成为市级文物。
　　李中华说，向沙坪坝区提交申请很顺利，2008年七八月填申报，很快获得通过。之后，2009年年初，沙坪公园专门组织了人，重新整理资料递交申请到重庆市。
　　论证会专家无一异议
　　专家吴涛认为，红卫兵墓园成文保单位，说明国人看待历史的态度更加成熟和理性
　　钱立全回忆，重庆市领导内部曾有不同意见，不过到了专家论证阶段时，已毫无悬念。
　　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重庆市文物局副总工程师吴涛等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
　　吴涛介绍，参与论证的专家是从国家文物局专家库选出的，大多经历过“文革”。第一次会是2009年八九月份，第二次会则在10月。两次会上，他都提出：“我们要面向未来，不要忘记沉痛的历史。”
　　吴涛回忆，两次论证会，无一专家有异议，都认为该申报文物。会上还有专家指出，这个承载着历史的墓园，由于风吹雨打，正自然损毁，必须提到法律高度进行保护与抢救。
　　2009年12月15日，重庆市公布了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共193处，红卫兵墓园名列其中。
　　据介绍，申报文物时，有关方面对墓园名称作过斟酌，考虑过武斗墓、文革墓等，民间研究者曾钟还曾建议恢复原名“复元寺公墓”。最终，定名为红卫兵墓园。
　　墓园成为文物后，钱立全认为公园管理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建设性破坏”。
　　红卫兵墓地在阳光雨露下已经很久，钱立全认为，操之过急反而容易损害文物。文物修整还需要请专家讨论、规划、出方案，园内目前暂时什么都不动。
　　沙坪坝区文物局局长李波也表示，文物审批刚下来，暂时还没有修复的时间表。
　　据悉，目前重庆红卫兵墓园在做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过，吴涛接受采访时说，目前申报时机还不成熟。
　　钱立全认为，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体现了重庆市政府的开明。
　　吴涛认为，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说明国人以史为鉴意识、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更加成熟，看待历史更加理性。(下)

(转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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