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guoqigaige/corporate/20090918/1252970.shtml中国钢铁业摇篮
如今的中国钢铁行业可谓群雄割据,但若追其历史,今日中国钢铁业的不少巨头都可谓与鞍钢都渊源颇深。在宝钢、武钢、包钢、太钢、水钢……全国的各大钢厂仍可以听到东北口音,看到鞍钢人的身影。
作为共和国工业的长子,鞍钢在为新中国提供了大量钢铁产品支持工业建设的同时,也为全国各地的钢厂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人才支持。
1954年,作为“一五”计划的重点任务,国家决定建立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按照当时的设想,他们将和“鞍钢”一起成为三足鼎立的大型钢铁基地布局。
根据当时冶金部的安排,鞍钢几乎承担了包钢和武钢最初的所有的人才培养和输出计划。仅仅是支援武钢,鞍钢就调出了2900人。而为了筹建包钢,鞍钢不仅抽调了许多技术骨干,还提供了大量的钢材和设备。此外,在此后的多年时间里,鞍钢也一直都承担着这两家钢铁集团的人才培养和干部培训任务。
1966年,为支援三线建设,鞍钢人再次响应党的号召奔向国家边远穷困地区,在四川渡口(现在的四川攀枝花市)和贵州水城(现在的六盘水市)分别建起了攀钢和水钢。为援建水钢,鞍钢一下就抽调走了5000多人。这些人大都年龄在30-40岁之间,是单位的骨干力量,几乎是举家带口迁往当时可以说是穷山恶水的贵州水城,并在当地扎根下来。
而即便是今日已经取代鞍钢成为钢铁行业“中国最大”的宝钢,在成立之初也有相当一部分技术人员来自鞍钢。
对于今日的鞍钢人来说,虽然“中国最大”的头衔已然无奈易主,但“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却依然是独属于鞍钢的美誉,铭刻在中国钢铁工业史上。
一个钢厂和一座城的六十年
当鞍钢在废墟上重建的时候,围绕着这座巨大钢厂,一座新城也开始拔地而起。然而,某种程度上,鞍山作为一座城,在一段漫长的时期里一直站在作为一个企业的鞍钢的背后
——摊开鞍山市地图,人们就可以发现,面积9252平方公里的鞍山市,鞍钢就占去了近三分之一。
而在几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鞍山市的经济也几乎是由鞍钢一力支撑而起。1957年,鞍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6亿元,是1949年的15.4倍,基本上来自鞍钢。
到了20世纪60年代,鞍山也曾试图在钢铁工业之外发展地方化工和电子等工业,但总体来说,这些企业实力仍然较弱,尚未形成规模。直到90年代之前,整个鞍山市都一直未能发展处其他像样的产业,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鞍钢的贡献。据说,对于鞍山经济高度依赖鞍钢,当地人曾有笑话道,鞍钢一打喷嚏,鞍山就感冒。
据鞍山市退休老干部回忆,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和企业的矛盾也并不突出,鞍山和鞍钢的领导由于经常对调或是由一人兼任,“那时候大家都在拼命干,觉得不论企业还是城市,不都是国家的?!”
因此,和其他东北老工业基地一样,作为鞍山“巨无霸”似的工业实体,鞍钢也在此前半个多世纪里一直进行着“企业办社会”。在1994年以前,鞍钢自己就有16个医院、20多个幼儿园、86个渡假村、32所中小学,此外,托儿所、殡仪馆、消防队、农场、牧场样样齐备,连公安局都是鞍钢自己出资建设的,可以说社会职能一应俱全。
无疑,在计划经济时代,鞍钢给许多生活在鞍山这座城市、不是本人就是家里总有三两亲人在这家大钢厂工作的人们带来了强烈的归宿感和安全感。
失落的光荣
此前,美国《财富》杂志公布2009年全球500强排行榜,中国43家公司入选,钢铁业中不仅有宝钢、河钢,作为民营企业的沙钢也杀入榜单——然而,鞍钢却名落孙山。对于鞍钢人来说,对比往昔的荣耀,这种失落感更是异常明显。
这样的转折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3年底,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正是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4年1月,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配套改革方案同时实施,改革方式是“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当其他不少对鞍钢来说是“后生辈”的钢厂开始轻装前行、后发制人之时,此时的鞍钢,却面临着典型的“东北现象”,不仅仅设备落后,积压减产,几十万人同吃“钢铁饭”,企业办社会也开始成为鞍钢日渐沉重的包袱。
鞍钢,不得不面临转轨时期的阵痛。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钢厂生产钢材品种,不看质量,只看数量能否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而随着向市场的转轨,钢厂却不得不开始自谋生路,放下昔日的身段按市场需求生产钢材——鞍钢显然一时无法适应。鞍钢人有笑话自嘲道,当时鞍钢生产出来的汽车板卷,由于质量太差,飞边卷沿,连麻雀都不愿意往上面落,因为怕夹脚。
钢厂效益不好,但其身后的众多的非赢利单位、大批本该是社会机构的人员等却仍都要钱来养活,对鞍钢来说,这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仅仅鞍钢,也连带影响了其身后几乎半个鞍山市。
1994年前后,成为鞍钢最为困难的时期。当时的鞍钢,合同严重不足,资金短缺,高炉被停产了两座,开始拖欠职工工资,企业濒于破产边缘。
当时51岁的刘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空降鞍钢,担任了其总经理和党委副书记。1995年,刘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一个记者这样问道,“国有企业不改造,装备落后叫做等死,搞改造,要借钱,付不起利息,叫找死,你怎么看?”刘玠回答说,“既不能找死,也不能等死,我们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
此时的鞍钢人已经意识到,光荣已经过去,下一步仍需“而今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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