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身与分形”摄影展会谈纪要
来源于色影无忌http://vision.xitek.com/review/201101/04-57120.html

编者按：2011年第一天，以“转身与分形：陕西摄影的又一个十年”为主题的陕西摄影师联展在西安理工大学隆重举行，共展出8位摄影师的作品，本次联展推出了两位名不见经传的摄影师韩婷和刘武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也备受与会专家和观众好评，成为本次联展的一大亮点。
展览当天下午，在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会议室举行了针对此次展览的研讨会，来自国内摄影批评、摄影收藏机构、媒体摄影部、以及高校摄影专业等领域大约三十多人参加了当天的研讨会。
以下为本次研讨会内容纪要。

时间：2011年01月01日下午14：00--18；40
地点：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会议室 主持：彭祥杰
彭祥杰（摄影家） ：把大家请在一起谈话，我们就是来议论一个展览，一会儿郑浓会介绍这个展览，针对“转身与分形：陕西摄影又一个十年”主题的展览，我们就请各位朋友发表一些意见。那么下面就请郑浓，他也是这个展览的策划人，他向大家介绍一下展览情况。

彭祥杰（摄影家） ：把大家请在一起谈话，我们就是来议论一个展览，一会儿郑浓会介绍这个展览，针对“转身与分形：陕西摄影又一个十年”主题的展览，我们就请各位朋友发表一些意见。那么下面就请郑浓，他也是这个展览的策划人，他向大家介绍一下展览情况。
郑浓（《中国摄影》编辑）：各位下午好，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策展人，策展人也的确不是我的志向，因为这个展览比较特殊，是由杂志最后延伸出来的这么一个展览，不周到之处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相信刚才各位嘉宾看了展览之后，对这个展览思路基本上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不想占用过多的时间去谈这个展览的初衷。这个专题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在这两天的工作当中，我发现这个专题的名字“转身与分形”好像有各种解读，甚至有人把这个读成“转型与分身”，也有“转身与分手”的，我觉得这个都很有意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转身与分形”这个词猛一看起来有一点陌生和比较绕口。“转身”这个概念并不是我提出来的，在文章里我也写到，这个是彭祥杰提出的概念，比如说刚才我提到有人说是转型与分身，我理解这个词更多的是指一个企业或者一个机构，是一个群体的转型，但是为什么我没有用转型这个词，我觉得转身更多是体现一种个人的意义，是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当中，摄影界所有的摄影师都要面临的这个问题。
这个专题是我6月份在陕西组稿的时候成型的，当时也是跟陕西将近30位摄影师见了面，然后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得到了第一手的感性认识，也和以前陕西群体的老前辈，比如和胡武功老师、石宝琇老师、巩志明老师都做了深聊，然后他们在专题的呈现当中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专题文字都有体现。“转身”这个概念在老一辈那里面，经过长谈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老一辈可能认为这一辈子我就要干一件事情了，我与其转身，还不如把我以前所做的摄影就把它做好。但是中年和年轻一代我觉得可能面临的情况可能就更为复杂，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有很多人除了摄影之外还要生存，那么跟年轻人在聊天的时候，不光是陕西，全国各地的情况都一样，大家都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在当代艺术的冲击下，传统的摄影界每个人都要找对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在思考这个摄影之路怎么往下走，我觉得这更多是年轻人考虑的问题，所以回去之后我这个思路基本上理得清晰了一些。
在这个当中首先要感谢彭祥杰，因为早在我6月份来之前，他就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凭我的感觉彭祥杰是完全没有私心的，他完全是想为陕西摄影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就是把陕西摄影新的十年现状做一个相对客观的呈现。所以，在他的鼓舞下，我开始做工作，也准备在杂志上呈现这样一个专题。
至于“分形”这个词大家以前比较陌生，这个“分形”我简单解释一下，这是从现代数学的分支中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简单地说分形就是讲整体跟局部的关系。之所以要做陕西摄影这个专题，作为杂志来说，如果说之前十年我们做的专题是传承与超越，因为当时推出了彭祥杰、路泞这些人，我觉得那个时候以地域来划分还是比较时髦的话，十年之后单单以地域来划分我觉得有一点简单了。所以要谈陕西我觉得更多是联系到目前全国摄影的现状。因为我本身以前从事摄影工作，在我学摄影的时候，我比较推崇的一个大师就是美国的尤金•史密斯，他的一生拍过很多很棒的系列报道，他在拍美国的匹斯堡这个城市的时候，这是他很大的计划。
匹斯堡是美国重工业之城，他花了很多年在拍这个，我当年有一本他的画册是英文版的，他里面谈到他拍匹斯堡这个城市创作经验的时候有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如果你在选择一个摄影题材的时候，你把范围确定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那你基本上就死定了”，原话是英文。如果你把范围确定在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的话，那你就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你持续的深入到这个地区，然后做细致的拍摄，那么成功的可能性质就要大增，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我们的的确确想为中国摄影提出建设性的东西，因为我以前的工作还是比较多的关注国外的一些，这几年我想还是把目光放到国内，真正为中国摄影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陕西跟中国摄影的渊源，包括以前我们发过很多陕西群体的作品，我觉得陕西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如果拿陕西来说中国摄影目前的问题和现状，我觉得这个至少在操作上是行得通的，因为我们篇幅有限。如果直接谈中国摄影目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的，所以分形里面有整体跟局部有很多自相似性的东西，我觉得陕西就是中国目前摄影的一个分形。
别人可能要问，上海北京是不是拿出来谈更好？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上海北京虽然这几年跟国际接轨，包括信息方面有很多便利，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城市的当代艺术和当代影像有它很多特殊性，它并不能代表全中国目前大多数的现状。相反的，我觉得陕西是很有代表性的，所以最后我们觉得做这个专题，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彭祥杰：下面是本地的，也是一直关注陕西中青年摄影，甚至是我们的一个参与者巩志明，他这么多年也关注本地的评论，关注一些新的现象，我们就请巩志明谈一下陕西本地的情况。

巩志明（《华商报》首席编辑，视觉评论家）：我简单地说一下这一次展览，以及这个研讨会是怎么走到今天的。说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十年以前《中国摄影》曾经做过一个陕西的专题，当时他们来到陕西的时候，在十年前的那一次活动中，我扮演的角色是这次做的这个专题彭祥杰所扮演的角色，彭祥杰是这次专题幕后的推手。上一次十年前我做了大量的穿针引线的工作，当时我是37岁，血特别热，老是觉得国家级的摄影媒体关注陕西不够，尤其是关注陕西新一代的摄影师不够，就特别想怂恿和促成这件事情，所以也使用了很多手段，也不停地投入了很多心血。但是后来做的这个东西，说实在的，做成的结果我不是很满意。不满意的原因有两点，一个是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认知不够，自己也没有认清楚陕西新一代的摄影师和他们的作品和朝向。今天我事后冷静地想，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浮躁的心情，再者说自己的要求比较迫切，和我的这种热情不成正比的时候，这个反差和磨合非常痛苦，但是，说实在的做成了这个事情。
十年之后当又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听到这个风声的时候，已经没有十年前那种狂热，我非常冷静，对于这个事情我保持了自己足够的理性。包括对整个专题的推出我自己的评价，到今天为止我保持自己应有的批评的理性，包括今天的展览。但是我还是要说，感谢《中国摄影》，感谢彭祥杰，感谢谷仓，感谢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感谢张辉，为什么？陕西摄影需要关注，陕西摄影的年轻一代需要关注，他们不断的在痛苦着、纠结着、焦虑着、分散着、聚合着，他们承受着很多东西。
当然，新的一代摄影师所承受的和中国当下许许多多的年轻摄影师承受的内涵是一样的，承受的时代背景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对很多摄影师，以及他们的作品需要有足够的关注。这是我要想说的前世的一个缘起。另外还有一个缘起，陕西既往摄影人中间有一个精神的内涵是侯登科先生。今天在座的许多人都是侯先生的朋友，也是他的兄弟，也可以说是他的学生。比如说于德水、杨延康，比如说我、彭祥杰、路泞，我们其实都是深受侯先生的影响，我们经常在想摄影给了我们很多痛苦和艰难、磨难和艰巨，但是我们非常需要从摄影中间获得温暖、力量和亲情。我们这样因为摄影结缘在一起的兄弟，从侯先生身上获得很多力量，平时我们的联系非常少，不论是我与于德水还是彭祥杰、路泞，平时大家都忙于生计，连打电话、发信息的时间都很少。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知道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力量，无论在天南海北我们能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侯先生遗传在我们血液里面的东西，是我们对摄影的一种热爱，也是我们对人性的相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今天这个展览的缘起，我感觉心里很踏实，无论做的怎么样，有无数缺陷的，有绝对胜过一个虚妄的完美的无。所以我今天看这个展览，说实在我不是特别的满意，因为我是从事影像批评的，我会挑出来许许多多的问题，甚至于说夸张一些，可以挑出来一大堆问题。但是我依然很欣慰，毕竟是历经了很多的艰苦，终于把这个事做成了，大家坐在了一起。我最关心的是这个展览能不能按时推出来，这个会能不能按时召开，这是我所担心的事情。今天当这个成为事实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心里很踏实。
关于这八个摄影师我简单说一下，里面有四个摄影师秦岭、黄新力、赵利文和张晓明都是我长期关注的，因为我研究陕西摄影的年轻一代摄影师，投入的心血也比较多。其他四位摄影师张辉、苏晟、刘武、韩婷这都是西安美术学院摄影专业，张辉是西安美术学院学版画出身的。过去西安美术学院的摄影专业就归属于版画系，可以说都是西美版画系走出来的摄影师。我自己有四五年在西安美术学院摄影专业代课的经历，我对这些摄影师的的研究坦率的说不多，但是我对他们也很关注。
这两块的组成和比例很能代表陕西摄影，我不愿意过分的说他们代表陕西年轻摄影师的水平，这样我觉得严重了。但是说他们代表陕西新一代摄影师对价值的追求，包括影像的判断和实践，我觉得他们分量是够的，我个人认为他们能够代表，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想说一下我看到这个展览和长期关注陕西摄影我的三点心得。
1、我觉得陕西这一块土地，我们在陕西搞摄影，如果谈陕西乐观传统延承，不谈对陕西已有摄影人的学习，那么我们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而恰恰是在谈对陕西摄影传统的延承和对传统的学习上，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坦率的说做的很不够。因为年轻一代的摄影师普遍有两种倾向，对既往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还比比皆是。因为对既往的历史一无所知，所以导致了他不停地在重复走以前的人所走过的弯路，这种现象还比较普遍。
2、多少了解了一些陕西历史的人在奋力地转身，走一个和既往历史完全相反的道路，这个选择是他个人得事情，我觉得也需要画很大问号的选择。因为摄影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传承，不仅仅是创新。所有的文化创新首先是基于传承，我们喜欢说一句话“99%的精力都是在研究前人的东西，只不过在里面加了一点点个人的东西而已”，我们自认为我们是创造和创新的东西，如果到我们垂垂老矣的时候，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会觉得脸红，用陕西的话就是把胡闹当创造。因为可以创新的东西真的很少，需要传承的东西真的很多，这是我想说的陕西新的摄影师和摄影传统的关系。
我觉得我也非常赞同刚才打印的潘科那封信里的一句话，我觉得过去受于时代的原因，受于历史的原因，受于社会的原因，把摄影原本一个可以很单纯、很简单的东西搞得非常纠结，搞得非常复杂，把它和体制、政治、社会、势力和各种派别拼命的搅合在一起，一个很纯净的东西搞得那么纠结，自己也很痛苦，很多人从摄影中间没有获得快乐，收获更多的是痛苦。而今天是一个文化和物质都充分的繁荣昌盛消费的年代，我也觉得我们新一代摄影师应该从摄影中间获得利益，获得利益一点都不丢人，也不值得脸红，而是名正言顺。我更希望他们从摄影中间获得精神的愉悦和快乐，并且把这些利益、精神的愉悦快乐传自于公众，传播给社会。现在有众多的摄影人还做不到这一点，既不能把自己给社会提供的服务和价值传

3、陕西相对来说比较封闭，摄影师的面孔，他们作品的面孔还不够清晰，即便是非常优秀的摄影师还是在相互合拢，把这个情况放到整个中国也是这样。有自己面目的人非常少，无论是摄影的思维、方法还是实践，众多的都是在相互借鉴和相互抄袭。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个人思想的我们非常严重的期待。换句话说摄影的历史毕竟非常短暂，和其他众多的文化和艺术门类相比，摄影的稚嫩显而易见，摄影需要大家投入更多的爱和经历，包括创造和推进。
我说的没有打任何稿子，仅仅是肺腑之言，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远道而来的朋友和专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彭祥杰：巩志明老师是昨天晚上我们在老孙家泡馍出来以后，等车的时候，我请他临时补的这个场，我们在制定活动的流程当中总会有一些意外，这样我们流程的制定总是要变更，就不多说了。下面的环节在座的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话，有什么想提的问题，或者大家相互都可以进行交流，我们既然是一个研讨会，我们就应该提供一个民主开放的平台，就请各位谁愿意说就说，不用客气，就说点想说的话吧。路泞既是陕西出去的，又再次回到陕西，你说说吧。
路泞（《中国民航》杂志编辑，摄影家）：没有，就是陕西人，也没有出中国。开会又没有那么沉重，又不是我们单位的会。所以我们把这个门关紧的感觉特别好。
还打稿子了，我得梳理一下，要不然胡说了。“传承与超越”，当时我也是参与者，我觉得那也是前辈对我的关爱和栽培，不管怎么说，那个时候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当时我在一个水泥厂，我是一个钳工，再就是宣传部照相的，在杂志上印上这么小一个图，对我来说是非常鼓励的。我试了很多种，我画过画，还画过版画什么的都不灵，因为那些东西都需要时间，再一个没有人教我。我到文化馆学画的时候，我爸老嫌一个干铁道的人，说别学了。现在我长大了，我挣钱了我就可以自己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一做就挺灵的，那时候包括亦师亦友的彭祥杰，还有杨延康老师。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总是在合适的时机里遇到能够帮助我的人，至今仍然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传承对我来说，我是最有理由的，陕西省给我的恩惠我不敢跟别人比，我是最大的。至少我是这个地方拍照片的人教了我很多很多。超越这个词谈不上，无论是从摄影的功利性上讲，还是摄影所具有的特性上讲，我们还是延续那条道路上走。但是形式上有一些变化，传承是一个必然，超越也是一个规律性，这个超越我指时代的变迁，毕竟我们获得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侯老师当年说，当时他看的全套的马列，他就希望以这些东西改变自己人生的命运，但是社会不赋予这个条件的时候是很难的，我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突然开放了。我小时候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除非我们自己不努力。
所以，这些传承和超越我是在这个层面上理解的。关于这个展览，实际上人到这个时候不仅仅拿十年来论，人的延续和超越才是真实的。作为一个摄影师我可以说一说从纪实的角度上讲坚持是最重要的，因为纪实摄影这个词我虽然不同意，“纪实”这个词翻译不准确，当然我英语不行，我认为“纪实”这个东西是对内心的考量更多，而不是对世界的客观具有承载力。个人化的东西，比如说传统上面黄新力和赵利文、秦岭，他们都在坚持自己所一贯的手法，这种东西不是说没有才气，我在他们的身上学习。像黄新力当时在照相馆的时候，冲出来的照片我们也看，看到这个东西对我有触发，坚持一种东西的时候，世俗上的成功是可以的，不是贬义词，完全行，世俗上的成功代表个人价值的体现，还有对摄影本身的一种丰富和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本身就是传承的具体体现。而纪实还有个人化的含义在里面，其实是主观性的截取一些信息，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被很多意识形态去限制的时候，很难去张扬，去表现个人的想法。
大家看刘武、韩婷和苏晟的作品，他们东西里面携带着和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所能表现出个人对现实倾向的趋向，这些都是有个人化倾向的。当然这个东西你要说成熟，对于个人来说永远没有成熟，但是作为作品呈现的时候，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些观众来说，这就是一种成熟。他既然拿出来了，你可以表示的东西不是行不行，而是喜欢而已，因为这个好坏没有标准，这个标准如果说有的话，我觉得中国很多对美学概念或者摄影价值的概念，经常会被艺术市场的直接货币替代掉，这个卖了多少钱，卖钱就是好。我们现在也能看到卖钱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当代艺术的泡沫不就是慢慢开始破灭，大家又回到了地上，现在有更多的人要么失落，要么就开始反思。
还有张辉老师的实验，其实这几年作为个体来讲，我一直跟着朋友们讨论这些，将摄影成为艺术的前提，就是把它自己特性的语言性表现出来，中国1949年一直到现在，实际上缺乏这种真正的摄影语言考量。为什么？作为一个照相的我的体会是什么，我在陕西的时候一张照片就是一个信息，把这个照片放出来就完了，然后发表了。其实它只能作为照片的一个镜像，照片本身就是一个物质，我们远远没有把这个物质做好，但是我们又迎来了数码时代，就是一个民主化的时代。你买的苹果，我买的爱普生的机器，然后什么样的墨水，甚至是手工的纸，这些材料的驱动力是人，但是作为人对于机器的控制，是由机器产生出一个产品。但是东西需要一个新的价值去体现，但是我们对于摄影语言的那种向往，甚至源流不清楚的话，好象对他有一段很缺失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遗憾。但是作为我，我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因为我的职责是编辑，我就愿意把它在我的生命当中完成一些更圆满的实现。
其实这些照片里面，我个人觉得最喜欢张晓明的东西，张晓明的东西携带着我的理想在里面，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他对于语言的控制、材料的考究，当然他和我一样对于这些语言还没有很好的控制和把握，这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对于材料和语言的比较，刚才巩老师说的临摹，其实摄影也存在临摹，真正的原作当你看到的时候，实际上作为实践者，行内人说就是弄不出来，难度就在这里，就是代表着摄影语言的极致化和风格化，我们远远不敢说自己行，自己是不行的，这种缺课我们可以有理由，百分之百相信我就是缺课，要把这个课补上。
关于陕西摄影这种地域性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调，全国到处在拆迁，到了西安和北京、上海都是一样，我们的景象是差不多的，所以地域性是为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拉平的，这种拉平是客观的，我们人所相处的处境也差不多，富的开宝马，穷的蹬自行车，甚至走路，都差不多。这种社会的转型带给大家的体会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远远没有丰富到本质是一致的。只是在表面形式上站的楼高低，只是纷乱，我觉得“纷乱”这个词汇还是挺对的。说到你建立陕西摄影的风格有一点矮化自己了，为什么是陕西呢？都是在中国，中国是世界上的主权国家，至少从特色上不要狭隘于民族、地域这些东西，这些是没有意义的，你的东西就是放在那里，人家一看就是一个合格或者优秀，甚至经典的东西，放在那不会按地域去说，到最后都是世界什么什么的，这是全球人民的文化遗产。
所以说，立足点要放开，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文化的了解和比较，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知道真正的所谓一个标准和价值，并不是放在美术馆，是对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共同的连接起来，接壤起来。“转身与分形”这个其实我觉得除了LOGO设计的不好以外，这个词还是挺好的。
“转身”实际上我理解就是一个信念的趋向和现实价值的结合，这个意思就是好像我们一直顺着这条路走，我们回头看了一下，再一个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要沿着这条路走下来。但是事实上前面的动作还在沿着这个路走，这是一个思考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动作。“分形”我觉得是对于个人理想化意图的一种接近，我们想在以往强大的价值形成的时候，我们想创造和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而不是对已有价值的叠加，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种理想化的姿态就得有，就得分形，这是必然的，这是时代不同造成的唯一结果，只能是转身与和分形。

我觉得还有一个挺重要的，对于语言问题本身，我和蔡萌和姜纬在一起经常探讨这个。1950年纽约一个杂志记者采访海明威的时候，海明威说过“实际上我没有你们想得那么奔放和浪漫，我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我去了一千遍卢森堡美术馆，我每一次去都会看塞尚同一张画，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去了一千次之后，我才知道我可以用塞尚的思想和形式，用我的语言建构我的王国了”。而且他说到，他对《老人与海》第几段里面的应用，一个词的应用，他说我最崇拜的就是巴赫，巴赫告诉我了节律和语言可能创造的，或者直接获取来的创作方法，这就是对语言的锤炼。
“学习精神”应该是每一个人建立自己想要建立的那个世界里面占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人类的历史已经很长了，如果我们看不到过去，对于未来没有一个立足点，这是正常的。我的发言实际上是零敲碎打，我是想跟大家分享，绝对不是很流畅的。实际上一个艺术家就是要有情怀，如果说有艺术倾向的话，或者纪实摄影师都得有情怀，坚持与情怀都重要，就像唐后主当时说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像这样的气魄和情怀都是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去得到的，包括我们陕西这么丰富的文化遗产，都能让人有所感触。我想有些像张辉老师这样好的教育工作者，能够让他的学生做一些古典功课，把语言和整个体系建构起来，至少有一种可能性。并不是说我这个蛋白照片、铂金照片，我们并不是就工艺而建立语言，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为什么？这是我们开拓自己天地的一个敲门砖，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建立起来的东西是迷茫的，你的价值是没有比较的，到最终你的价值只能建立在你的里面，但是一个作品是要面世的，当它面世的时候必然要受到别人的考量。如果我们期待没有任何经验的观众对我们的作品做出判断的话，实际上我们是一种侥幸心理，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价值，我们也需要跟已有公众的价值进行比较和连接，这个时候我觉得整个系统建立的时候就丰富了，作为一个摄影师这是我的体验。
当然说了很多，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在这里别说，我们下去说。
彭祥杰：路泞发言我很感动。下面欢迎谷仓当代影像馆馆长刘劲勋说几句。

刘劲勋：对我来讲在西安的时间并不长，前前后后也就三年多时间。刚才路泞说他是很幸运的，他说这个词的时候，我发现我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当初接触摄影的时候，做了一些执行之后马上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这就是谷仓的出现。因为当时谷仓也是刚刚在筹备，进入谷仓之后我们的展览遇到的彭祥杰，后来我们多次来到了陕西，在这中间机缘巧合，两年前李媚老师到访谷仓，就接触了侯登科摄影奖项的事。
刚才我听到巩老师阐述陕西摄影传承过程中提到侯登科先生的时候，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在接触摄影最初始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一些摄影刊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侯登科先生，包括杨延康老师的作品。当时作为年轻人基于对影像的渴望，他作为我们一种人生理想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的标杆。这两年来，能接触到很多事很多人，他们都和侯登科先生有这样那样的朋友、师生的关系。其实这也是侯登科先生那一批人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精神财富。
彭祥杰：你们提出侯登科先生的精神，关于这次展览，我之前并没有这个想法，也包括路泞说的。我们既然是一个展览，这样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说点我们当下现实的，现在的东西，包括在座的像本地的摄影家协会的，包括我们学院的一些老师教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想法想说的，因为你们对本地的情况也比较了解。

杨延康：看到这次“转身与分形”的这个展览年轻的摄影师们，年轻不是说年龄段年轻，而是作品在年轻，艺术在年轻。情绪上面会舒服很多，这个时候应该是在拍照，彭祥杰最早的计划当时并没有我，后来他说，杨老师你能不能来一趟陕西参加我们这个展览，说你来以后会起到综合剂的作用，我说这起什么作用。
我学摄影是从长期关注拍摄陕西开始，有了陕西这个群体，是侯登科，包括在这里的大哥们，我们坐在他们家里教我学会了做人和摄影。于是从陕西开始，包括对陕西群体的情感和精神，使我今天不管走到多远和多近永远忘怀不了的。彭祥杰提到让我来，我说我一定要来，我是吃陕西摄影奶长大的摄影师，我的摄影生命是陕西赋予我的，给我的。到了今天转身与分形，只有陕西人提出这个概念出来，为什么要转身与分形？在你们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堡垒和平台，在中国是非常有代表的一群人，他们为摄影事业在创造精神。甚至包括我也在继续他们这个路往前走，包括于德水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不可能做年轻人的事。
我的讲座也说了，我喜欢他们的作品，但不如我拍的这个，给我更多的艺术启示。虽然那个十年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个十年出来年轻人的转身与分形是正常的，不是代表陕西的全部，是代表八个人陕西另外的现状。目前好多像上海、北京他们抱团等等，目前很多新生的年轻人都在表述自己、呈现自己。年轻人就把事情看得如此轻松，如此想表述，如此想呈现没有什么错。但是这八个摄影师的展览，拍什么和不拍什么，我觉得不仅是愉悦，我觉得是跟自己生命有关的东西，跟自己的生命有关的东西。哪怕我去做十年做八年关注我的家乡，或者像韩婷拍的里面有住户拆迁的房子，有一些住户的状态。包括中国的留守儿童的现状，产生一个社会的思考，老龄化的社会，中国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合理吗，这就是一个范畴。
我觉得我们摄影还是以国家、自身的生命，或者艺术情节是有关系的，我喜欢这样类似的东西。当然把摄影当做仅仅是玩，那怕拍人体都可以。但是我更喜欢类似看到展览里这方面的东西。黄新力也好，赵利文也好，我跟他们是同代人。昨天我们去老孙家吃饭感受到羊肉泡馍馆里面这么多陕西的老照片，那个时代通过照片留下来的东西是有意义的。我一直跟陕西有关，正是因为跟陕西有关，我的艺术生命、摄影生命是跟陕西有关的，通过三个摄影师关注中国陕西的乡村天主教。他们进入到他们的信仰生活中，进入到他们长期用自己的生命关注信仰的同时，也打动了我，也改变了我的一些生活，我也通过我的影像手法和摄影的手法来拍两个关于中国信仰的专题。
所以，从黄新力的作品里也看到我的一些，我们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对我的补充。我觉得好奇怪，好多都是美院的，都是陕西美院学生和老师出来的作品占了五个，他们学的美术，他们的专业，所以美术通过摄影，通过影像来表达来呈现，这个方式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为什么通过美术教育他们的作品和方式是怎么来表述。我们是从来没有受过摄影教育和美术教育的，都是自身的体验，甚至苦修自己去行走，在行走中感恩生活，这是更多的补充，我通过我自身的感悟把我的作品呈现出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呈现作品的方式，不是说一定要去读书，一定要到美术学院读书才可以做好一件作品，也未必，但是我觉得要感恩生活，生活中给了我们更多的感动，所以我才通过一个缺口，通过自身来表述自己、呈现责任，所以我找到摄影这个方式了，找到艺术的方式了，或者找到语言的方式了。
今天我们达到有一个原因，陕西这些前辈们，包括侯老师走了，其实他们没有走，我觉得他们也是我去西藏，感觉他们在天之灵是看着我的，其实他们没有走，他们的精神没有走。但是另外像宝琇等等他们今天又因为其他事情没有来，但是其实也是非常关注我们年轻人这种成长的过程。不会因为他们来了非常高兴，他们没有来会不会有想法，其实他们一直关注我们这些陕西人越走越远，走到中国，甚至走到世界，这些语言是全人类的，当你拍这张照片拍下来就不属于你了，属于大家共享的东西。我觉得传承非常重要，传承他们一种精神，用这种方法呈现自己的艺术生命，或者自己的影像精神，但是他们永远在前面看着我们，带领着我们，我觉得一样的一致的。所以我也向陕西的前辈们、大哥们表示敬意。谢谢！
彭祥杰：不知道我们的参展摄影师们有没有一些个人的想法想表达的，因为毕竟是你们的展览。

钟克昌（西安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我来说两句，现在大家都在谈登科等等，而且讲到怀念这些人，我也有点感觉跑题了。我就谈今天这个展览，“转身与分形”，我觉得这是应该的，早就应该转身与分形了，不知道哪一位同志参加过陕西省摄影家协会搞的理论研讨会，我在这个会上，当时发言我发了一个言，可能有一点冲击有一些人，但是我今天还是这个观点。
陕西群体87年搞的“艰巨历程”我也是亲自参加的，到现在20多年了，这个历史精神可以继承，这个做法可以继承，但是不应该再过多的拿出来谈的很多，不是说这段历史我们就磨灭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这个意思，谁也磨灭不了，这些人对中国摄影的贡献，特别是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谁都抹杀不了，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现在的情况和现在的整体影像的情况、整体的变化，刚才巩老师谈了，我同意已经变的很多了。所以我们应该是转身体了，应该是分形了，因为我们处的时代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对中国摄影家协会在一些观点上是不一致的，曾经有报纸上说的“土老破旧”，谁现在敢说我们的作品是土老破旧，没有敢说这个话，因为我们是一个宽松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张晓明和张辉拍的片子，我们是一块出去拍的，但是我就感觉人家新一代的人有新一代对图片的理解、观念和想法，我觉得非常好，他们的分形和转身是对的，应该这样做，所以我觉得不是说我们转够了、分够了，不是的，应该转应该分，而且应该各式各样的观点都应该有，这才正常，不能说就是陕西群体这一个观点。
今天我们办这个展览好就好在我们提出这个问题“转身与分形”，过去都是在做，没有从理论上，从展览的提法上这么明显的、典型的提出来，今天提出来我觉得这就是它的功劳，能提出这个就是功劳，而且从这八个人的作品中间，不管是年纪大的、年轻的、男的女的，或者美院学习过的，或者美院没有学习过的，不管这些，他们的作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转身与分形这就是非常好的，中国摄影报也讨论了二十几次了，这个当然归理论讨论，但是我今天第一个观点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展览就在思考这个展览，看到这个展览题目以后我进去又看了这个展览两遍，我觉得这个提法本身就是非常好的。不管你是陕西的，全国这样做的人也很多，不管是陕西的还是哪的，只是陕西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土壤，它的作品和它的历史传承可能更有典型性，我是这样一个观点，但是这个提法我觉得非常好，这个提法就应该是一个对我们摄影图象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
我看了这八个人，我觉得刚才巩老师说的，看了应该是肯定的，但是里面够不够我也是这个观点，很多还有一点重复，还有点我们那个时候很多的负重，负重太多，这个观点也许大家不同意，但是我把这个分了两种，一个面是全部是个人的感受，用图象的手法表现出来，但是我也觉得表现的不够，但是也有一点跟我们好象使命感太强了，没有把图象给人的愉悦感表现出来。另外那一方面好象纪实性又很强，就是现场感很浓厚，但是也感觉到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当然我现在没有时间，我回去得思考一下，文章得看一下。感觉到有想法了，有做法了，想法和做法一个是太沉重，一个是还不够。

于德水（著名摄影家）：这个展览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而且不光是对陕西，当然对陕西本身更具有一种象征意味，指向性非常强烈，这是第一点。因为我本身对陕西摄影的了解，乃至更大范围地域领域里面的摄影现状的了解做出刚才的判断，所以这个展览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
从对展览本身的评价，我个人有两点感受，第一种印象是从刊物上，阅读之后，而且今天现场看了以后，整个展览包括八位作者，当然原来文章里面谈的，包括色影无忌网上的内容更完整一些，八位之外还包括一部分作品，等于在这个概念上推出来的这些作者全部的影像，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对当下现实社会的一种强烈的关注，这是给我一种非常深的冲击。这一点显然是对陕西，也就是我们概念上精神资产一种很显然的一种延承。刚才钟老师说的非常好，我们不要老谈当年如何如何，再多谈没意思，但是我们从现实这些作品里面感受到了，他对陕西既有的摄影遗产的承延，这一点是非常强烈的体现出来，这就给人一种刺激。
第二个是对全部的展览所体现出来的对影像自身表现力的学术拓展，强力的拓展力这是给我第二个很强烈的印象。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影像语言方面的拓展，包括张辉手工工艺性的实验，还有对一些影像语言上表现力的各种尝试和实验性，包括对一些拍摄题材的拓展，有一些东西做的远远超出了这个地域性的概念。我们今天的超越是在哪？我特别赞赏路泞提的概念，那种超越是我们不要提群体的概念，现在谈的是当下，不管是中国，是整个信息化社会，全面星球上谈论今天的摄影，被我们所能看到的，所接触到的一切的信息，我们通过我们手中的相机，做出自己发言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谈地域性的概念，这显然是在不合时宜的说法。包括现在对题材上的拓展，我印象很深刻的像拍出租房，还有对独生子女、孤独儿童的关注，甚至包括利文原来拍的别墅，这种突破性非常强。
我们搞摄影的都知道，常态的是什么，是让我们拿着相机有一种居高临下有一种经济身份的优势，去咔嚓咔嚓很尽兴的按快门，不管是对对象的侵犯也好，侵略也好，往往是这样一种姿态，但是我们今天就有人拿着这个相机进入到高于自己经济身份的环境里面去猎取影像，这种环境说起来是一个小事，但是我们每一个搞摄影的人都知道其中的分量，当我们拿着相机进入到这个环境的时候，对一个摄影师的挑战是很难克服的，你怎么样让对象允许你按一下快门，这是当下很多摄影师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陕西作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突破，非常难能可贵，令人非常值得尊敬，这是一个方面。
我刚才还提到这个展览之所以显得非常重要，还在于他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结点上，历史时期上，这样一个时间的结点上做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梳理，这一点我觉得对于陕西籍所有的作者，将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后拉开一个时间段之后，回过头里看会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因为这种学术性的梳理，拿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八个作者的个案，这种个案的涵盖性非常全面，从年龄段上，从拍观众的题材上，从表现的手法上，从语言形式上，从各种形态上都具有非常强烈的典型性，拿这些个案陕西摄影的一个整体走向的一个案例的分析，然后做出来这样一个命题，不管是注解的分手也好，分身也好，什么转型也好，但是其中的意味和指向，就是对当下摄影的这种意义非常重要。
我觉得从这两方面来说，这个展览不光是从大的局面上看，包括乃至摄影师个体本身上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谈的是我个人的感受，当然我也有一个比较，因为我是来自河南，从我所处的邻省的地域和摄影整个大体环境来看，这些年我和陕西这些摄影界的朋友，有一种原发性的亲近感，自从80年代以来一直非常密切的和陕西的摄影圈的朋友，等于是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而且在这个里面对各个阶段的摄影方面的实践，实际上基本上和大家都一起共同走过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尤其是看到今天和今天看到在陕西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阵容，我真的是为陕西摄影界的朋友，为今天这样一个新的阵容感到高兴。套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摄影新势力”，新的势力、新的阵容、新的力量，我真的为陕西出现这样一种局面高兴。

蔡萌（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学博士、广东美术馆摄影项目总监）：我接着刚才于老师说的，也还是从主题来讲，我觉得这个主题挺好的，刚才于老师有一句话也提醒我，如果按照一个十年作为分期来看的话，从80年代、90年代，我们今天正好是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整个又是新世纪的头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恰恰站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我想这个分形是不是应该看作是一种在进行当中的分形，这个分形没有完成，还在不断的分的过程当中。我理解这个分形同时还是一种越来越个人化，或者从原来的那种群体分裂成个体性的摄影行为。另外一种它是一种态度和立场巨大转化的分形。比如说80年代的侯登科探讨的技术摄影，一直到90年代完全是在一种立场上和态度上，带有革命性的，对中国摄影界有革命性质方式的话，我觉得在那个年代他是非常正确的，立场是对的，立场是最重要的，那个年代过去了。在这个意义上讲态度和立场上又产生了非常大的分形。还有一种分形像路泞谈到的，就是未来一种在语言上，或者在认识上，起码是对摄影本身认识上的分形，这个分形我觉得应该来的更持久，可能从今天开始在未来可能是一个不断的分形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未来十年有一个更可喜、更巨大的变革。
昨天我们聊开玩笑说，“转身分形”感觉像是闹革命，感觉陕西摄影师要革命了，开玩笑说原来陕西摄影就挺革命的，80年代革中国摄影的命，现在是革自己的命。我有一种感觉，具体来讲怎么转，怎么去分，我觉得都是没有办法预料，因为未来的结果是无法预测的，而且是开放的，任何可能性都有，我们今天处的全球化和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谁都不好说未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想有一点我比较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就像刚才路泞谈到的，从语言、工艺、材料角度发言的话，这一块还是可以想象未来是一个什么状况。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其实全球化是一个挺好的时代，有一句话叫“美国化”，我想是不是说今天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巨大压力，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压力。
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我想可能我们如何去应对这种压力，如何把它转化成策略和对策，可能更能够去建立起一种我们的主体性的立场，或者是主体性的价值。就像你在一个水面上压一块木头，你压的越深，忽然间一松手，弹起来的话会飞出水面，这种反作用力可能是文化的力量或者是传统的力量。
可能今天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影像垃圾大量滋生，人人都可以拍照片，手机上都可以有一个镜头，每天数以亿计的产生影像，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获取影像这么容易过，我觉得越有这个时代，回到传统可能是一个好的方式，可能它更能够让我们看到一种动力，这种数字化、全球化带给他的压力，他能够转换成一个动力。其实今天我们是赶上百年一遇的时代，一个好的时代被我们赶上了。我有时候还是希望用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去看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可能在中国来讲，摄影师有一个大的困境，可能没有办法从这样一个艺术市场获得利益，比如传统的国画市场发展得那么好，摄影师在里面分夺不了利益，这个问题不光是摄影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生态的问题，就是中国摄影生态问题，这个生态我觉得包括一系列的，比如包括出版、展览、画廊拍卖、博物馆美术馆的展览，甚至是收藏，包括各种各样的摄影节，包括各种交流，甚至摄影教育，我觉得摄影教育在里面是挺核心的环节。
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去参照当代艺术，发现这些方面做的相对比较完善，相对比较健康，当然跟西方比可能还不行，但是跟摄影比，中国的当代艺术生态和中国的摄影生态比显然是好太多了。不用说当代艺术，就说国画，你今天去山东看大大小小的画廊，去北京琉璃厂，看那些出版社做的国画的出版物，书法的出版物，甚至篆刻你都想象不到，你去当当网搜篆刻，你会发现很多篆刻书超乎你想想，你再去博物馆做的展览，美术馆做的书画展览，每年源源不断。包括收藏和拍卖特别完善，这些生态导致了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能够在这里面分得利益。中国摄影整个生态有待完善，而且我也觉得应该比较乐观的去看待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毕竟有了很多好的摄影节、摄影展览，美术馆、博物馆也在做，包括杂志和媒体也在努力的进步，包括民间的机构在做，比如侯登科摄影奖等等，都在朝着一个比较良性的方向去互动。
我们今天可能杞人忧天，可能三年五年之后一个时代就变了，市场就到了，或者一个生态很好的上了一个台阶，我们赢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我一直对这个事比较乐观，可能慢一点也许八到十年也未必，这个就像2004的时候那些当代艺术家其实也挺苦挺惨的，他们也挺不容易的，但是没过多久，2007年一下子就翻身了，一下子车、房子全部都有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越是困难的时候，大家应该看到希望，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另外，回到传统，刚才路泞谈到的摄影临摹，可能在中国现在，如果要回顾传统有一个挺大的困扰和困境，我们看不见原作，谁有那么多钱和机会到国外看博物馆，看美术馆，到画廊看原作，那毕竟是少数人。因为摄影这个东西跟画是一样的，一定要看着原作去临，而且临摹就不见得你对着临。路袁绍晚年临摹，他说我后来就不直接临了，我看就等于临了，就是他看原作，细心的去体会，我觉得这个也一样。但是你能不能看见是一个大问题，今天中国能看到多少大师的原作，原作跟走廊里挂的印刷品是截然不同的，是两个东西，但是现在看不见。
如果说今天，或者说明年我们看见了，看见之后可能还会有问题，看见之后能不能看的明白，能不能欣赏得了，或者能不能真正体会里面的价值和魅力在哪，这又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讲可能是太多的这种特别基础的环节需要去解决，而这些环节可能需要很多，比如摄影教育、展览和学术性的讨论，我觉得都是特别重要的，而且我想有可能的话今年或者明年，在座的朋友可能就能看见这些原作，因为可以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我跟中央美院美术馆合作，做一个叫“原作一百：20世纪西方摄影大师原作展览计划”，计划是在8月份在中国巡回，可能会有一站专门到西安，但是具体在哪一个馆，是西北美术馆还是西安美术馆可能还没有定。

这个展览我想主要针对的是当下摄影教育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同时也是很多从事摄影的人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困境。但是这种毕竟也是有限，当然这个东西在语言的层面上讲，可能我们今天都应该更多的是意识到它是中国摄影比较大的问题，我觉得大家慢慢已经在形成了。但是如何去解决它，我们不要老去责骂，或者去批判，我觉得应该多做，怎么能够改善它，跟改善生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为生态朝着良性发展多做一些事情，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去谈传统，回归语言。我觉得这个在未来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以用标准衡量的，有指标意义的探索或者是一种可能性。
仵晓中（陕西省摄影家协会秘书长）：因为这个展览，刚才那个同志也说了，因为我做协会工作的，知道做一件事情的不容易，我认为今天这个展览非常好，祥杰来策展这个事情，也遇到了很多难处，这个展览做得确实非常好。我就说这么多。
彭祥杰 ：我见海杰就特别亲切，我发现他是在内心深处是个有“活性”的一个人。包括他去了色影无忌以后，带来的这种变化，我相信在座的确实都看到了，我是他的粉丝。我觉得海杰应该说点什么。
海杰：其实也没做什么。我看前面的好话都说得差不多了，我很有压力，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刚看了潘科的信，我觉得写的很不错，我也很喜欢路泞的发言，听了以后很受启发。我首先作为一个媒体人，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谈的时候更多的是从传播的角度去说。
我每到一个地方的话，会寻找一些新的摄影师，做一些储备。今天看了这个展览以后，有两三个人的作品让我感觉到眼前一亮。比如韩婷的、刘武的，还有张辉的，不管他们从语言还是从材料上，在西安这块儿习惯常谈陕西群体的地方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颠覆吧。
长期以来，我们面临一个情况，那就是评论家和创作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理清。事实上，评论家和创作者之间内在地存在着一种对抗关系，这种对抗关系更多地表现在作品的过度阐释上，一般创作者在按下快门的时候他可能什么都没有想，但经由评论家的解读传播到了大众手里的时候，可能变成了另一个图像，我不反对误读，但误读改变了评论家与创作者的关系。我们一直以来觉得，学术就是理论家的文字，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误区。我更倾向于创作者的作品所呈现的自然结构。

所以说可能你看到的作品和你看到的文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些摄影作品可以说经由评论家的挟持而变成了另外的一种东西。
我看到这个活动流程的时候，上面写的是让我做一些学术建设性的发言，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不知道学术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学术可能更多是一种方法论的东西，你把学术的帽子交给摄影师或者理论家，让他们从中获取一些东西。当作品交给评论家的时候，评论家会转手，他说的话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标准，进而影响到作品的分类、定性、传播以及销售，再回流的时候极有可能影响摄影师的创作，这是一个食物链，一旦运行，摄影师在强大的话语权面前很难自控。
所以我看到很多摄影师作品的时候，觉得很别扭，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很多时候是一路子，用北京话讲就是很拧巴。可能他们不是那样想的，但他必须那样去拍，因为评论家在高度上肯定了那种拍法，所以我每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别扭。
这一次来看摄影展，虽然对很多人可能说这一次是一次阵痛吧，但我觉得有时候长痛不如短痛，还不如阵痛吧，索性痛一下。作为媒体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利用传播平台，把我们目力所及的优秀作品和摄影师推介出去，让各种声音都听得见。一件作品如果不传播的话，它的价值可能永远体现不出来，比如那些有希望的年轻的摄影师，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预备好的既得利益者的障碍，他可能话没有办法说，作品没有办法让别人看，那么我们就让他们的声音为大众听到，他们的作品为大家看到。我觉得我们做的是这样一个工作。

姜纬：今天是元旦，我们离家别口的到这儿来，其实就是很真诚的很诚恳的和大家分享一些东西。在这之前我还是要批评批评彭祥杰，我觉得这是彭祥杰的责任。在这里离不开谈陕西群体，这是绕不过去的，尽管我们可以少谈或者怎么样。我们看陕西群体，这么多的老师一个都没有到场，我觉得彭祥杰的诚意不够，三顾茅庐八台大轿也要把他们请过来，我觉得你明天或者后天，这个展览不会一天就结束，你还是把他们请过来，我觉得他们看了以后一定会感到心里很欣慰的，我想象到的应该是这样的。
实际上谈到陕西群体，“群体”这两个字，现在老是有什么群体性事件这些的。“群体”的出现我个人肤浅的理解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按照本土的现代性逻辑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面临着西方国家潜在的渗透和抵制，但是毕竟没有像改革开放以后那样直接和西方打交道和对话。虽然建国初我们在科技、法制、民主、文化方面曾经向苏联学习过，但中国几乎完全立足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来建设国家，以文化艺术领域为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的文化艺术界，那时候毕竟还是同步的，我们可以评判它的工具论或者怎么样，但毕竟还是有一点同步的。
1978年以后，现代性叙事逐渐打破了此前封闭、僵化的艺术机制，其核心的推动力源于当时的改革开放。“现代性的焦虑”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并且，那时的“现代性的焦虑”从一开始就具有社会学、文化学上的双重维度：一个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中，即国家追求改革开放，力图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现代化国家；一个体现在审美现代性的领域，即部分艺术工作者包括摄影师渴望建立一种与现代化变革相匹配的现代视觉文化。它们都肩负着一种共同使命，那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对现代的“冲击”进行有效的“回应”，这就造成了三个领域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如果按照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解释，那就是“掌管经济的是效益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原则” 之间的矛盾与对抗。而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矛盾则来源于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同现代文化所标榜的个体自我实现规范之间的断裂。尽管这两种现代性互为因果，相互交织，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文化情景中，它们呈现出的大都是一种磨砺与对抗的状态。
而“陕西摄影群体”的产生和发展，除了上述社会学、文化学上的双重维度，还有一个地域性的维度。陕西这样的地方，历史既是资本也是包袱，“陕西摄影群体”的产生，既有冲击和突破体制的一面，也有不甘被边缘化的一面。这在陕西文学中也有明显的表现。“陕西摄影群体”当然有其显著的进步性，但这种进步性，放在今天来看，应该是体现在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审视上，体现在不断学习的能力上。“陕西摄影群体”前辈们显然有着他们先天的不足，这很容易导致树起一面“大王旗”之后，却仍然站在原来的城头上。而我们从今天的展览作品看，从西安理工大学学生的作品看，陕西新生代的摄影师，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的知识背景和储备、他们的成长经历和生命体验，决定了陕西摄影新的方向，这也应该是“陕西摄影群体”前辈们所乐意看到的，因此，我更愿意多谈谈他们。
1905年，霍夫曼斯塔尔写下了他对时代的感想：“我们这个时代的性质，就是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唯一靠得住的就是‘游移感’，而且可以确知的是，其他时代所坚守的，实际上也是这种游移感。” 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是因为在一百多年后，霍夫曼斯塔尔的话依然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着说服力。
相当长的时期，中国摄影被加载了太多摄影以外的功能，中国摄影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垂青。以前是宣传工具，后来是思想解放的载体、勇做时代见证人、不让历史留下空白、警世的力量、世界的眼睛、普世价值观……无论怎样，这些宏大的建构基本上都是用集体理性或意志作为根基，都是用先验的理念作为凭借，以追求真理和客观的名义，似乎特意摒弃了个人感性的体悟和融入，所以说到底是一种反个人化的观看方式。这些看似不同面目的摄影作品，多多少少都以同质化舍弃了人的生动、具体、多元的因素。
“陕西摄影群体”曾经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在当年为我们提供了来自“底层”的鲜活目光。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底层”这个说法的背后存在一串相近的概念家族：劳苦大众，劳动人民，无产阶级，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工农兵，这些概念均与底层具有密切的血缘联系。到了八十年代末后，至少有一段时间，摄影对于底层问题的关注明显地削减。虽然从大量的表面看，许多底层人物依然络绎不绝地“造访”着摄影，但是，摄影已通常不是从社会结构乃至阶级对抗的意义上考察他们的的人性与生活方式。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事实是：底层经验产生的是独特的视觉美学效果。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共时的平面上，摄影师往往与底层经验存在着距离。一些崇尚现实主义的理论家想象，“现实主义”可能自动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将这种可能表述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他们认为：现实主义的特征是尊重生活体验，生活的逻辑将会有效地矫正人们世界观之中的谬误。现今看来，这种观点低估了经验与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具体的经验可能修正观念，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经验并不是单纯的感官印象，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的隐秘编码深刻地介入经验的形成。拿摄影来说，许多时候，摄影师看到的内容往往是他们企图看到的。很大程度上，所谓的“现实主义”不可能是照相式的复制。从政治观念、知识背景、个人癖好到叙述程式，这一切无不有力地控制着摄影师对于生活的观察与表达。
如今，人们经受着社会和生活的急剧变化，我们的经验正在快速折旧，我们急于确立自身的特性，急于证明自己在这个善变的世界中还能把握着自己的生活，仍是一种主动性力量。年轻摄影师认为他们在引领时代的潮流，在传媒、网络、流行文化和市场的支持下，他们的符号生产和传播更为迅速有效，他们由此证明自己领受着时代的最新经验，并获得了一种优于年长者的集体性的文化权力——当然，这很可能只是一个被容忍的幻觉，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仍然是一个年长者支配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