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古林公园的牡丹自由地开放、大有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势。
当时为了拍摄这个图片，蹲得很低而且使用翻转屏，再用镜头长焦端抵近牡丹。这才造成背景楼阁的虚化。
早年间基本上还是沿袭拍摄胶卷的习惯，观察-考虑得比较仔细。按下快门之前都要反复琢磨，因此20年过去却依然记忆犹新。

在一些不便打扰的场合例如研究生答辩会上，我是不使用E5000相机的机顶闪光的。
说实话，那种拍摄除了平素基本功之外，只能靠运气；往往是只有一次拍摄的机会，所以和“开盲盒”很像。
博士生答辩讲演时，台下满座的学生都在聚精会神聆听，各人表情迥然不同。
使用早年数码相机隔着老远定格这种难忘的瞬间，真的要比如今高性能相机更有收获感。

2005年博士生论文答辩的规格很高。
老院士专程从北京飞来主持，其他四个评委都是著名教授（其中一人如今是院士）。
会场上除了两部数码相机之外，还有一部F75D胶卷相机和一部摄像机在拍摄记录，这在当年的非官方活动里是很不多见的。

1993年我曾经为胶卷相机F401买过一支SB-22的闪光灯，但是装在E5000相机上面显得头重脚轻，大有“危冠广袖楚宫妆”、摇摇欲坠的怪模样；试过几次就放弃了。
2006年为E5000数码相机专门花400元买了个二手的SB400小闪光灯，2节5号电池供电、所以回电很慢，但是“聊胜于无”。
安装小闪光灯之后，基本上不影响E5000相机的握持，依然端得很稳、尤其适合女生使用；加之闪出的光并不强，不像SB-22那样让人愕然一惊，所以频频用于论文答辩记录。

2006年已经有了D70s数码单反相机，在答辩会上高高地立在三脚架上，还竖着SB-22闪光灯，就像个固定哨位一样。
研究生答辩会上没有导师什么事，既不能帮研究生回答问题、也不能参加专家提问，于是乎干脆充当Cameraman、为人民服务。

女生则端着小巧的E5000配上小闪光灯四处游走、伺机抓拍，像个游动哨一般。
有了闪光灯，快门速度就可以提高，不用再担心手抖糊片。
那个双机（多机拍摄）情景居然成为我们研究组的特色之一。好在研究生院本来就要求上交论文答辩现场照片，于是大家见怪不怪，转而羡慕模仿。

到了临了，答辩委员会、导师和研究生合影留念的时候，多半是闪光频频，交相辉映。
那种气氛、那种风光劲儿会给毕业生留下难忘而温暖的回忆——不枉为“潇洒走一回”啊。
从我来讲，学生无论做得是否出色，没有功劳都有苦劳，总应该倾我所有、让他（她）体面地答辩。毕竟人的一生只有这一次啊。

雨天的校园里依然有小学生参观团慕名而来。
“同学们，南京大学是1902年成立的。她今年多大啦？知道的请举手！”
一片嗡嗡声之后，许多只小手举了起来。

小姑娘指着商场里柜台里诱人的食品“妈妈我要”，妈妈弯下身子，笑眯眯地询问“你真的想吃吗？”
小朋友向来眼大嘴小，真的要是拿到手，只怕又不要啦（笑）。估计这位年轻妈妈不止上过一次当了。

寒假了校园开放。各路小朋友，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都被家长拎到这里来接受熏陶。
这不，这位先生也不知受了什么委托，独自带着四个“小公鸡头”在参观校园，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启迪，真是不容易啊。

谈论着早期数码相机E5000，不由在猜想，如今手机拍摄是否早已超越了“小馒头”E5000?
我第一部能够拍摄的手机是华为P10plus，2017年10月13日购买，2022年2月21日故障停用。在4年零4个月里，牠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尤其是2018年在新西兰南岛。

总体的感觉，P10plus的照片虽然是jpeg直出，色彩靓丽、讨人喜欢，也许真和Leica镜头有关系？
南岛旅游，在1912年下水的百岁蒸汽轮船前，我和众多游客一样摸出手机纷纷留影。
如果一眼看过去，其图片的分辨率还真比E5000的要高一点。

即使是在皇后镇的普通公园里，华为手机也能恰如其分地再现当时的现场色彩，没有偏色现象。
这一点很重要，Sigma和Olympus镜头都是有点偏重表现黄颜色，我一直佩服它们的犀利解像，却至今没有使用过，甚为遗憾。

手机拍摄有两个优点：第一是随时在手；第二是比较亲民。
飞往新西兰北岛的途中，前排的小Kiwi对中国人充满好奇，不时侧过身子来又是微笑，又是展示他的玩具。我拿出手机对准他，他毫不介意地笑着。
倘若当时是拿出硕重的D810相机来，估计小男孩就要掉脸溜走啦。

可惜啊，就像江南农村的歌谣所唱“十篇文章九篇好，就怕郎哥命不长”。
那P10plus手机还真的应到了这句话，4年多就病入膏肓；连华为维修部都劝我，修复它需要千元更换主板、充电口等部件，得不偿失啦。
于是捡了内子淘汰下来的苹果iPhone 7plus手机。
说起来，人家还是早半年、2017年1月29日就买来的，楞是没坏——不服不行啊。
我确实是爱国货，可惜是“关公卖豆腐——人硬货不硬”，在事实面前只好瘪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