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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的作品

叫我浪漫派的人，都是由于他们在生活中嘲讽愤世并受尽挫折，所以才什么也信不过了。 而当我坚持信念时，他们就把我称为浪漫主义者。

理想的浪漫主义者

欧洲的一些摄影评论家一向看不惯美国式的报导摄影，他们认为生活杂志（ＬＩＦＥ）挑选照片的方式，鼓励了摄影家把自己的品味加进所纪录的事件里： “一厢情愿的为悲苦脸孔做诗意，浪漫的诠释”就是最常见到的批评。 尤金•史密斯（Ｗ．Ｅｕｇｅｎｅ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１８－１９７８）大概是有史以来被认为最浪漫的报导摄影家了，甚至被冠上“理想的浪漫主义者” 的头衔，他对这个极容易引起误解的封号如此答辩 ：是的，冷血的人往往会认为热情洋溢者有滥情、伤感、自怜的倾向。 那些把摄影当成艺术殿堂里的“伟大创作”的人，经常会把平平凡凡的人世间影像，视为只是“纪录”，而把那些执着于苦难时代去为人性做见证的摄影家，视为“顶尖的摄影记者”而已。尤金•史密斯一辈子都在做新闻记者，替Ｎｅｗｓｗｅｅｋ、Ｔｉｍｅ、Ｌｉｆｅ拍照，他不理会什么样的表现才够得上艺术水准，他只拍人，只拍受苦受难的人，只拍勇于向命运挑战的人，只拍为别人而付出的人，只拍需要大家去关心的人。他热情洋溢的投入人群、浪漫地看着世界，有时滥情、有时伤感、有时自怜——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身为人类一分子的自己去拍照，去记录他永远不会失去信心的人性光辉。这样的浪漫法，谁也没有资格批评。

特立主义的独行侠

1 9 7 8年因中风过世的史密斯，没有来得及过自己的六十大寿的生日（１９７８。１２．３０）。他是众所周知的难缠分子，极不易与人相处，不过真正开启史密斯的摄影眼的是一位被埋没多年的影像巨匠马丁•慕卡西（Ｍａｒｔｉｎ Ｍｕｎｋａｃｓｉ），史密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直到十七岁那年，我才看到匈牙利摄影家马丁•塞卡西柏的照 片，很可惜他的名字对现代人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了解摄影能有这么巨大的深度、韵律感和力量。 慕卡西的启示——照片所表达的远比眼睛所能看到的要更丰富——对我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所有跟他合作过的图片主编或出版社，甚至连“马格兰集团”的同事，最后都会落得不欢而散，晚年的他整日戴着墨黑眼镜，在室内也不摘下来，一看就令人敬而远之。他和别人闹得不愉快的原因都是：认为别人不会编排他的照片，而坚持自己做版面，而把一本书弄得一塌糊涂。大家都公认史密斯做得最失败的专集——《匹兹堡》，就是他自己设计版面的。然而他死也咬定这是极成功的单元。 史密斯就是这么一位固执己见的人，这种性格用在创作上，很能贯彻始终而臻至成熟的风格，用在人际关系则往往是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在他创作和生活上只有本着独来独往的精神，并且经常以特立主义的独行侠自嘲一番。

小时候的史密斯，本立志要当一个飞机设计师的，经常到故乡坎萨斯州的维填塔去看飞机比赛，就这样认识了一位小有名气的摄影前辈法兰克•诺艾（Ｆｒａｎｋ Ｎｏｅｌ），并且经常随他出勤拍照。后来他向诺艾买了部二手相机，自习了六个月后就替当地报纸拍起照来，那时他才十四岁，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摄影记者了。 据说慕卡西也是使布列松走入摄影的人物，他早年以服装摄影闻名，而后被埋没了数十年之久，直到最近几年才又被挖掘出来，肯定为当代大师。这么一位影像好手居然会被遗忘，可见摄影评论界的眼盲心窄，而 也只有布列松、史密斯这样的慧眼人士，才会在那么早就见出慕卡西作品的深度。

史密斯受到慕卡西影像的震撼之后，居然把以前所拍的所有底片全部烧毁，重新开始，并且进入《新闻周刊》重新展开他的摄影工作。他说：“说真的，我对是不是伟大摄影家的肯定，根本不屑一顾，说真的 我得到的名声已够我受用三辈子。” 他的名声大部分不是来自当时的评论界，而是《生活》的千万位读者的回响，每一个人都会在心中给史密斯最大的肯定，摄影家的地位由严肃展览的学术评价转移到消费读者的最直接反应是本世纪的一大变革，传播媒体制造了新一代的“普罗评论家”，而尤金•史密斯正是靠这批新评论家而奠定划时代地位的摄影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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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碎片与生活的片断

“我不能忍受那些混帐展览会，尽在博物馆的墙上挂着干干净净的小框子，使得那些影像看起来只是艺术的零碎片断，我要自己的作品成为生活的片断。” 这句话最能反映史密斯的创作观了。尤其当他和日裔美籍的太太结婚之后，在日本度蜜月时，就将他的创作使命全部投入本世纪最大的公害案子——水银中毒事件里，而得到实实在在的应证。 水俣是个小渔村，当地渔民因为饮用了一家工厂的废水而得了重病——终生瘫痪，且会遗传给下一代。水银中毒这个病历现在都以“水俣症”统称了。 史密斯在水俣租了一个房间，前后两次一共住了四年半。他和村民吃同样的食物、过同样的日子，成为他们的邻居、朋友而不是一位新闻记者。 为了拍摄这个专题，史密斯被工厂派来的打手差一点打死，并且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然而他就是不屈不挠，终于在一九七二年将成果公布在《生活》杂志上，引起了全世界对公害的重视，史密斯就这样成为日本的民间英雄。

在《生活》杂志之前，水俣的一些照片就在日本发表过很多次，之后又曾以单行本出书。这本书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的太太爱莲•史密斯 （Ａｉｌｅｅｎ Ｓｍｉｔｈ）所拍的，很可惜在史密斯的盛名之下，爱莲往往被忽略了，不过其中最著名的《智子与母亲》这张照片，在一些摄影选集上会同时打上两人名字，是张共同创作品。这也算是对史密斯太太薄尽心力 的肯定吧！关于这张名作，史密斯这么回忆拍摄的经过： “由了解人物而循序渐进，我们经常在那对夫妻去示威抗议时，帮忙照顾他们的小孩。 他们的家离我住处约莫有十分钟步程，每次路过， 我们一定可以看到有人在照顾智子。水俣村民就是以这种勇气，和那家工厂与政府作战的。人们现在则称这为浪漫主义，然而我感兴趣的就是这种勇气，而这种勇气也是浪漫的。我要想办法来像征水俣最好而且最坚实的特质。
有一天，我对我太太爱莲说：‘我们设法来拍那张照片吧！’我想象的画面里，母亲正楼着孩子，智子裸身，好让人看见她身体受害的情形。那位母亲说： ‘好，我正要为智子洗澡，也许对你会很方便。’她像一般日本人那样， 先搂着孩子在池外洗，然后再把她放进池里。眼见这个画面构成了我想要的东西，是这样地感人，我觉得泪眼模糊，简直难以按下快门，然而我毕竟拍了。那是一张绝顶浪漫的照片，我自问：什么是你个人一向最信守的哲理？是人性。

《智子入浴》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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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线的村妇 (1951年)

1951年,史密斯怀着对西班牙人民的关心和同情及对佛朗歌暴政的不满, 他悄悄深入到远离大都会的一座贫困的村落. 他把整个乡村作为他 " 摄影文章 " 中的主角, 进行了精彩的报道："人民慢条斯理地从贫瘠的土壤中力求得到温饱. 多少世纪以来的歧视、剥削、如当前的极权政治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 但是,这些人并没有被压垮." 《捻线的村妇》是这篇报道中精美的一幅, 它表现了村落里穷困劳累的农妇, 用最原始的方式捻线、缝衣.自然的劳作体态, 蕴含着简朴的美, 粗布长袍也显示着村民是用自己的双手换取温饱. 这样无求于他人的劳动者, 加在她们头上的任何政治都是多余的.
后来, 马德里当局的秘密警察进村驱逐了史密斯, 然而关于《西班牙村落》的报道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