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文献，目前关于胥河的最早记录来自北宋时期的《图经》，“昔吴王阖闾伐楚，以伍相带兵，因开此溪（胥溪河），以通漕运。”
宋代水利学家单锷在他所著的《吴中水利书》中这样描述：“自春秋时，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之谋伐楚，始创此河，以为漕运，春冬载二百石舟，而东则通太湖，西则入长江，自后相传，未始有废。”
清代光绪年间的《高淳县志》里面则有记载：“胥河，吴王阖闾伐楚，伍员开之，以通松道。”
另外根据安徽省的《郎溪县志》记载：胥溪河，古名胥河。此河一段是江苏高淳与安徽郎溪两县的界河，上自高淳固城湖口，下至溧阳朱家桥，全长30公里。经溧阳、宜兴过太湖至苏州。公元前506年(春秋时代周敬王十四年)，吴王阖闾为西征楚国，命伍子胥凿渠以通军运，故名。
胥河的军事作用和经济意义，正如那歌功颂德的亭楼楹联所述：“伍相雄风吞楚越，一江活水贯春秋”。

民国时期地质学家丁文江、水利专家武同举等人，通过实地考察及对地质、地貌、钻孔和水文资料进行分析，一致认为“中河（胥溪河）乃人工开凿之河道”，“此河亦必属世界最古老的运河之一”。
如此岁月悠久而功能重要的人工运河却名不经传、至今默默地藏匿于江南水网，真是令人唏嘘：“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哦，换个角度，应该说牠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吧。

眼下很多年轻人感慨生活难捱。
我在深深同情之余，想起了2019年在台湾武陵农场看到的那位年轻钢琴女生。她面黄肌瘦，头发稀疏，鸡爪一样的双手在琴键上疯狂地弹奏，伴奏着巴扬手风琴的演出。
谋生不易啊。

凡事皆有两面性。
胥河作为运河的开通，在便利航运的同时，也为下游地区带来水患。
原来的胥河其河道狭窄，水位高低悬殊，导致水流湍急。少雨季节，河水干涸而不能通航；若逢大水年份，洪水东泄，直逼太湖流域乃至造成下游深受浸害。因此不得不筑堰固水。
于是，围绕胥河河道如何进行造坝筑堰，不同朝代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时筑时废，高淳区博物馆里陈列着史实，白纸黑字，不妨一阅。
唐大顺二年（公元891年），在胥河筑五堰，以抬高水位运送军粮。
八十多年后，到了五代南唐末年（975年）五堰被废止，太湖的水患因此而加重。
宋徽宗政和七年至宣和七年（1117-1125年），曾经出于各种考虑而多次开挖古胥河，导致太湖流域两次大水灾。
1125年，朝廷又下令恢复五堰之一的银林堰、并且加固筑成土坝，取名叫作“银林东坝”。这就是东坝的来由和雏形吧。
在伟大祖国的广阔疆土上，很多如今不起眼的小镇或地名，都是大有来历的，绝非等闲之辈哦（笑）。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在金陵（今日南京）后，为了能够使得苏浙的漕运经由胥河进入秦淮以避开长江的风险，共征调了民夫大约36万人、石匠4900多人，疏浚河道13.3公里，并在原银林堰处建造石闸，既利通航，又可节制水流（同时动工的还有溧水县那悬崖陡峭的胭脂河，以及壮观瑰丽的天生桥，遗留至今）。
石闸被命名为广通镇坝，后称东坝（这就是东坝名称的由来），亦称上坝，成为太湖和水阳江两个水系的分水坝。朝廷还在此专设巡检司、税课司等机构，负责石闸管理，并且对来往的船只收税。
民间传说是刘伯温军师负责这个巨大工程的，并且流传下来有两首民谣。
其一，“宜兴溧阳，终究不长。东坝一开，化为长江”。此话绝非危言耸听。据说东坝的坝底和溧阳城的宝塔尖是一样的高度。夏秋汛期时候的固城湖水位，常常要高于太湖的水位7-9米；河窄流急，如果没有东坝的阻挡，下游富庶的苏锡常等地域难免一场水患。不难想象，东坝几乎从水利上掌控着太湖流域的生死，因此苏州地区听说也流传有民谚：“固城湖边东坝倒，北寺塔上飘稻草。”意思就是东坝一倒，固城湖及上游洪水倾泻而下，会淹没苏州域内的北寺塔，而此塔为苏州城内最高点。
其二，“单蹄子的牛，双蹄子的马，三岁的娃娃开东坝”。此话应该是安抚民心的。要不然东坝下游广大地区时时生活在恐慌之中，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上层总要想出办法来稳定情绪的。众所周知，牛蹄子是两瓣的而马是单瓣蹄，千百年来一向如此，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变掉？因此隐喻着东坝的坚不可摧，高枕无忧。
说来可笑吧，直到我们插队的期间还能从老百姓嘴里听到那些民谣。幅员辽阔阔的乡村是个巨大而宽容的“蓄水池”，时光在那里仿佛放慢了脚步，因此还就保留住了很多旧日的痕迹和风貌。

明成祖朱棣迁都到北京之后，江浙的漕运改由镇江渡江北上（目的地不再是南京而变成了北京）；如此一来，专为南京运粮的胥河航道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因此就在永乐元年（1403年）将改建那座石闸成为土坝。
30多年后，在正统六年（1441年）洪水泛滥，这座土坝决口（在高涨的洪水面前，土坝会被泡软或者穿孔，然后在强大的水压下瞬间土崩瓦解），导致苏锡常遭受水害。巡抚周文襄、杨埙于次年征调大量民夫石匠重新筑坝，并由皇帝钦降版榜：“如有走泄水利，淹没苏、淞田禾者，坝官吏处斩，夫匠充军”。
严律之下，谁敢冒着砍头甚至灭门的风险而掉以轻心？这就像明城墙上的厚厚城砖绝对是质量上乘，千百年来依然完好。由此可见，人世间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好的，只要措施到位，“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啊。
正德七年（1512年），官家又在东坝的坝基上加高三丈。自此，三湖即固城湖、丹阳湖和石臼湖之水不复东流。
然而，由于汛期江水倒灌，河流宣泄，湖水的水位增高猛涨，造成西部区域的高淳、宣城、当涂诸县的辖区之内的大批圩田破堤沉没，仅高淳一县就曾经被毁过良田10万余田，民众苦不堪言。
难怪我们在插队的时候、经常听到老人告诫说“圩乡人不要夸，八月里面淹稻花”，看来也是灾祸由来已久啊。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固城湖水位高达13.26米，东坝被当地民众掘溃（有些时候，老百姓的情绪会失控，尤其是自身难保的危急时刻。乡间士绅和官府衙役都说服不了群众），导致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一带发生重大水灾。
次年，经有下游上述四府奏请，朝廷批准改东坝土坝为石坝。在东坝东侧立有石碑，永远禁止侵占坝基，由高淳、溧阳两县共同派人看守，一直维持到民国时期。

由此可见，这条胥河和东坝历经沧桑命运多舛：明初建立石闸以开启关闭促成胥河流通固城湖和石臼湖，连通秦淮河沟通太湖、南京之间的水道运输，堪称运粮要道。永乐初年首都北迁，废掉运道，再筑东坝。“一朝天子一朝臣，朝朝天子出能人”。明代嘉靖三十五年又筑成了下坝，从此高淳境内的诸个湖泊的水流不复东行。
转眼来到1958年，上层决定拆除东坝引水东下（那年并没有出现单瓣蹄的牛和双瓣蹄的马，看来军师刘伯温的预言未能准确啊），疏浚胥河，建封口坝和茅东闸，古老的运河重新恢复生机（而且，东坝开了之后，宜兴溧阳也没有化为长江，至少到今天还没有，对吧？）。

今天的胥河，经高淳东坝、下坝、定埠，至溧阳朱家桥桠溪河口东接荆溪南河段，连通在宜兴流入太湖的荆溪，是高淳、溧阳间引水灌溉和通航河道，故又称淳溧运河。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胥河风光。据说最美的是在这夜色中胥河岸边的灯光秀，五彩纷呈的灯光会给胥河增添了靓丽和梦幻。夜晚的微风柔柔地吹过，整个河面涌动着彩色的带子随风轻轻荡漾，美得沁人心脾。
我虽然没有机会夜游胥河、领略那如梦如幻的灯光秀，能够看到如此清澈的河水和素雅的两岸景色已经很是满足了。

在广通西路和育英路交叉口附近，我向一位在屋前闲站着的老汉问路，顺便请教他原来的东坝在哪个位置。
老人惋惜地告诉我，早就没有啦。原先这里有四个“关口”，呶，前面不远即有一个。现在哪里还有？看都看不到啦。
1958年挖河，掘开了古老的东坝。当时真的在地下深处挖出一个铁铸的大牛，那是当年刘伯温军师安放的；还有两个大铁柱子（还是“珠子”，方言里二者发音是相同的）。
原先，这里是水路交汇的繁华码头呀。据他讲，胥河的开凿对于农田灌溉和水运交通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慢慢就成为江南一带的重要交通运输水道，南边许多男人用独轮车推着山货、谷类来卖，老街上原来还留有寸把深的车辙印痕呢。
据资料介绍，明代初期疏浚了胥河并且建造了石闸之后，木帆船上溯能直入长江，可以到达皖赣湖广等地，下行顺水则可驶入太湖、钱塘江，抵达苏锡常及浙闽等地，既能避免江涛风险，又缩短百公里航程。
因此这里的广通镇便成为交通枢纽，有“七省通衢”之称。终日商贾云集，白帆穿梭。地理优势带来了商贸兴盛。到了明代末年，广通镇（今日的东坝街道）已成为芜湖、无锡两大米市之间粮食的集散地。再后来渐渐地发电供电、机器榨油和碾米等现代工业也开始起步。
因为有东坝坝头所阻，货船到坝过驳困难，有的便就地转手买卖。
那个年代，胥河中船楫如梭，坝上行旅摩肩接踵，镇上相继出现粮食、茶叶、桐油、黄烟、竹木等商市。
老人叹了一口气，以前这里是“上上街”，那边还有“下街”；可惜1958年开河都毁掉了。
老汉告诉我，他今年73岁。如此算来，他应该是亲眼见过昔日广通镇的繁荣和东坝的开掘工程的。

按照老汉的指点，我跟着一位袒露脊背老人，慢慢走向当年繁华集镇的“上上街”。

随着青壮年的外出打工挣钱，老村镇上只剩下老人和一些年过半百的“准老人”。他们一般都不再劳作，要么聚堆儿打打扑克牌、来点输赢小钱，要么站着发呆或者漫无目的地闲走（这和我在日本札幌看到那些花白头发电工、以及松山街道上扛着大扫把排队前行的老清洁工，形成很鲜明的对比）。
东风村的很多房屋也是一副多年失修的颓态，乌瓦稀松，白墙早已发灰，一副饱经沧桑的模样。不过，这倒是和我记忆里多年前的乡村小镇“无缝对接”。
50多年前的江南农村，哎，您别说，还真是这番模样呢。况且，那年代能够住得上这样高高大大的砖瓦房都是“有两个”的人家喽。
农村姑娘们口传歌谣里向往的婆家就是“青砖墙，木头梁”。这种在当年很有气派的“豪宅”都是祖上传下来的。
在我们小村上，要么是“殷实人家”（多半是成分不好的地主或者富农），要么就是做点生意的中农（例如早年在南京开染丝坊“丝巾坊”）。
然而，等到我们插队时，那些豪宅早就经过几代人分家，被隔成若干个“小单元”分别给后代们“蜗居”，徒有其表的“华丽”了。

眼前的瓦房是江南典型的旧时民居。
莫要小看其貌不扬，当年建造可是要花费很多气力的。
下墙角，也就是挖地基，起码要挖出半人深的地沟，夯实之后再塞入石块填充确保数十年乃至百十年房屋不歪斜倒塌。靠近地面的墙角，一般用条石砌就而这些石料往往运自远方，仅仅这一条就能看出这家人家的经济实力。
砌墙使用青砖，其厚度只有目前红砖的一半，但是韧性更好。
要知道青砖的烧制不仅原料黏土很是细腻，以至于很多青砖可以直接用来作为磨刀石，而且在窑火烧到一定温度和时辰的时候，必须停火。然后专人在窑顶上的小洞里有规律地滴入清水。滴水的时间、数量和速度必须经过特地聘请的老师傅（专家）指挥，由他听着水滴上去发出的“呲呲”声音加以判断。
此时整座砖窑的成品率完全取决于这位平素里貌似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油腻大叔手中。
等到窑炉整体温度下降到六七十度时，在烧窑师傅（专家）的许可下才能打开窑门。
倘若青砖和青瓦敲上去当当作响，看上去铮铮发亮，大伙儿就会欢喜得合不拢嘴。四方乡村的顾客闻讯就会赶来纷纷购买，很多时候这些青砖乌瓦都是供不应求的，还得事先说情或者预约交上定金。
当然，如果是砖瓦开裂或者是成色不好，不仅大家纷纷失望开骂，而且烧窑师傅立即就得卷铺盖滚蛋，日后有了坏名声也不再有人来聘请。此时，就能体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和“生铁补锅 技术赚钱”的含意了。
出于切身利益的考虑，烧窑师傅平素里对于砖瓦制作的各种细节抓得很严，动辄就训责；连窑厂负责人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个年代，有突击提拔当大队干部的，但是绝没有突击成为烧窑师傅的（笑）。

盖房子是要请瓦工砌墙的，每块青砖的边缘上都要抹上石灰加以黏合。
那石灰又是个耗钱的主，要从老远的地方将生石灰（氧化钙）挑来，挖开土池将生石灰加水搅成熟石灰（氢氧化钙）。那个化学反应产生的热气腾腾，吓得小孩子躲避不及，因为大人早就吓唬过他们“一旦掉入石灰池，就会被煮熟”，谁不害怕？
瓦工是主家千方百计要伺候好的，涂抹石灰不仅关系到青砖之间的契合而且关系到主家的钱袋子。好的瓦工不仅在青砖四周都均匀抹上石灰，还很省料、只抹上一条线，而且不洒落地面，帮着主家节省开支。
说来也奇怪，乡间盖房子没有图纸，全凭着瓦匠的经验和技艺。门廊和窗棂的位置和样式，自然是事先商量好的。

青砖墙的表面还要泥上一层厚度适中的熟石灰。有些考究的人家还请瓦工画上一些吉祥的图案画增加喜庆，但是很奇怪，只有水墨大挑而很少有彩色水粉、更没有油画之类。
过去那些殷实人家的瓦房其进深都是很深的，不讲“侯门一进深似海”、起码也是三进的，有的还有天井和阁楼。
在东坝古街道上、当年能够盖得起这种青砖瓦房的，自然都是大户人家，自然都是那种几进的两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