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熬过去，小哥俩慢慢长大，像石缝里的小树一般。
哥哥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却坐不住，好动爱玩（他自己后来回忆往事，总是归咎于那场高烧），有时还会突发奇想，趁着老师不留神就溜出教室。
那几年我们家在新建的茶麻农场，那个学校很是简陋（50年代末的农村条件很差），也就几间茅草房，小朋友一转眼就能出到校外。好在那时候的老师很负责，会到外面来找。
“黄狗偷食白狗当灾”。我那天正和父母在小河边散步，不妙的是我和哥哥长得很像。于是心急火燎的老师自认为抓到了哥哥，一把拽住我“看你还往哪里跑？跟我回去上学去”。我吓得大叫“不是我，不是我”。父母也笑着在旁边证明，这是弟弟不是哥哥。气喘吁吁的老师定睛一看，可不是吗，这个小东西要矮一点。这才放手，转身又去寻找。
我比哥哥小两岁，然而5岁半就上学，加之我赶上小学改成5年制而哥哥还是6年制，因此哥俩同时小学毕业。1965年这种兄弟、姐弟同届的情况在我们县城很多。
很幸运，我们哥俩都考上县中学，还好不在一个班里。遗憾啊，1966年就不能正常上课了。
闹到了1968年底，不知怎的，忽然宣布我们都毕业了。我不记得是否发了毕业证书，因为那时候上层人物成天忙着更重要的事情，没心思管这些。不过，好歹将全班拉在一起，照了一张合影算完。
青少年的哥俩又一人照了一张单人照。底片保留至今，已经是斑斑点点了。好在翻拍之后还能看见当年的情景。
1968年最流行的就是在胸前别一个大像章，帽子上再别一个大像章。

说起来都可笑。1968年12月31日才拍摄全班毕业照，实际上哥俩的户口已经被迁出县城了。
那时候66,67和68届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包括我等在初中部上了一年多的68届，乌泱乌泱地挤满校园，怎么处理？只有“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哥俩一个16一个14岁，也被送去当了插队知青。
我们和另外两个男生住在一个茅草屋里，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过一年，一位老兄“家境好”、当兵去了。又过一年，另一位老兄的父母“恢复工作”，又在全村人羡慕的眼光里当兵去了。我们的父母都是教师，根本没有能量，于是哥俩只能长期“扎根农村”。做农活，挑水利，都干过。
这是70年代合影底片。哥哥是个乐天派，照片上也是乐呵呵的。我心眼比较多，当然知道长此以往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实在是笑不出来。
感谢这张岁月久远的底片，记录了那个动荡年月。插队的苦，绝非现在年轻人所能想象。身体劳累固然已经难受，心灵上的抑郁苦闷更加煎熬。
七年苦熬过去了，1975年知青开始被安排工作。面对一个招工名额，我坚持让哥哥先离开农村。漫长农村生活里，很多重活都是轮到哥哥，无形中保护了我，我应该回报。
至于我自己，感谢父亲的启示和乡里商秘书的指点，在繁重农活的间隙坚持自学，最后1978年考上南京大学。
哦，对了，今天是哥哥70岁生日。
回想当年在农村、哥俩互相打趣：“都快要20岁的人啦.......”。如今一晃，都要70岁了。
年轻时候哪里懂得70岁是什么味道？哥俩时常拿着电影《武训传》里“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娶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症。”当成顺口溜互相揶揄。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模样。
现在嘛？“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就是人生？

目前我能找到的最早底片，当属这张拍摄于1954年的全家福。
那时候我爷爷才50岁出头，来南京看望我们全家。
爷爷那时已经有4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家庭负担很是沉重。土改的时候，他因为有13亩薄地和一头牛，被定为上中农。插队时我讲给乡村的农民听，他们大笑：这点地？在我们村里那是贫农！
父亲是长子，从小酷爱读书学习。很小他就看得很清楚，家境如此，只有外出开拓发展。
小学毕业想上初中，家里吃口重，奶奶就是不肯，觉得哪怕父亲就是上山打柴、好歹也能卖上几个钱养家糊口。父亲一面干活，一面找机会和爷爷谈心。
大山深处黑黝黝的夜空里，爷爷坐在屋外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袋，听完半晌无言；最后敲敲烟袋锅，答应了父亲。
老人家心里明白，就这点地，四个儿子将来如何够分？如何谋生？是应该外出去闯世界。
父亲果然争气，不仅凭着苦读考入英士大学和中央大学、参加工作在城市里落了脚，还将我的大叔叔带了出来。建国初期急需人才，大叔叔在父亲的指导下，一番恶补功课之后、考进军医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军医。
父亲响应组织号召、离开上海参加华东水利学院建校后定居南京，邀请爷爷来小住。
爷爷所在山村如今是著名风景点，然而当时却是闭塞的山寨（连日本军队都望而却步）。很多人一辈子没有走出100里的范围，我奶奶就没有去过县城。我爷爷文化低（估计也就小学水平），一口方言不亚于外语，如何旅行？老人家硬是不信邪，还就顺利地独自坐火车来到南京。
他很喜欢观看城市风光，抱着孙子在周边的机关转悠。门卫问他干什么（那个年代的警惕性都很高），爷爷如果用方言回答“看看”，那个发音“亮亮么”门卫肯定是听不懂；于是他生硬地学着讲国语“扣扣”。好在天下劳动人民是一家。那门卫想必也是来自底层草根、估计也是南腔北调的，于是心领神会、微笑放行。
照片上父亲穿的是棉军服，因为当时还是供给制。爷爷穿的偏襟棉袍，现在只有在博物馆才能找到。妈妈那种发型也是50年代初已婚年轻妇女都流行的。我穿的棉袍和戴着的虎头帽都是哥哥用过的，真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我们兄妹三人的第一个合影是在1957年。很明显我和哥哥都长大了不少，小妹妹那时不会走、还乖乖地坐在小座椅上。
这张相片肯定是在照相馆里拍摄的，但背景非常朴素，似乎就是一块幕布遮挡了一下。南京作为一个大城市，五十年代其照相馆的条件也这样寒酸，如今很难想象。
从照片看，貌似摄影师也没有哄着我们做个什么姿势或者表情，三个孩子保持着很自然的童稚模样。不过据说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哥哥的忠厚老实和我的随机应变。胖乎乎的妹妹太小了，怔怔地望着前方。
长大以后，深深感激父母给我们的留影。那时候家境很穷，以至于每个月的月底妈妈都要去向工会借钱；然而他们还是很注意记录孩子成长的岁月。
这些影像到了如今，对于我们来说那真是弥足珍贵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尤其到了耳顺古稀之年，再回头看看自己的足迹，那真是金钱难买的快乐和享受。
优秀家风一代一代传承。我从孩子降临人世的第5分钟、就使用Nikon F401s相机开始给他拍照，毫不吝惜胶卷。如今那些照片成了我们家的真正财富。
儿子也继承了这个家族传统，在小孙子出生时也就开始拍照摄像，不过采用手机更加便利而简捷。
科技的发展确实势不可挡。如今虽然相隔万里，每天却都能看见那个小淘气的模样，给全家带来欢笑。

这张三兄妹合影是在1974年。
那年安徽亲戚来探望父母，邀请我们去肥东过春节。上次三人去肥东还是在1958年，想想16年已经过去了，大家很想旧地重游，于是三人陪着老太太和她的孙子一起搭乘bus去合肥。
那年冬天下了雪，路上结冰了。Bus没有上防滑链，一跐一滑缓缓而行。到了省交界处的一座桥上，车辆速度慢、开始打滑，竟然缓缓向桥侧面滑去。幸亏有栏杆挡住，幸亏是水泥栏杆，要不然bus就会从桥上跌落到七八米深的干涸河床，估计乘客们非死即伤。
我刚好坐在bus左侧窗口处，向下一看，哇！深深的河床。立即想到逃生，便和惊慌失措的司机建议打开车门，我们下去帮着推车。我使了个眼色，带着兄妹下车。一看bus的左侧车厢已经被水泥栏杆顶出很深的凹痕：我们真是命大！
大家齐心合力将bus推出桥头，继续前行。车内旅客七嘴八舌议论起刚刚的险境。一位白发苍苍老者坦然地说“我不怕，下去了就下去了，我都80了，够本啦”。我们交换了眼色：您老人家是够本了，可是我们还年轻、不想立即归天，我妹妹才18岁呢。
年轻人不懂生死的严重性。到了安徽之后，我写信给妈妈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桥上冰面遇险、有惊无险的经过。母亲看信之后吓得脸色苍白，后怕不已：这要是bus翻下去，三个孩子没了，她可怎么活？少年不懂父母心，待到懂时鬓发白。如今我才体谅到父母当时的恐惧心情。
这张合影是在南京出发时，三人闲逛到了珠江路，看到“国际照相馆”，就商议着合影。还好，这家照相馆有海上布景，三个从来没有出过海的兄妹欣然留下这张难得的合影。
那时我们都没有婚恋。我和哥哥插队6年，虽然已经成人，却因为穷知青身份而没人看得上。很多姑娘乍一看哥哥人高马大，英俊潇洒，很有点想搭茬；一听说是穷知青，立即变脸、拂袖而去。
记得1972年在邻近乡里挑水利。收工时分忽然下雨，两个当地大女孩跑过身边，有意无意地将她们脚下的水花溅到我身上，我有点不满，嘀咕一句“鬼东西”。不料被她们听见，咯咯的笑声里飞来一句“鬼东西你想不到！”我和哥哥相顾而笑，至今还经常提起。
男儿当自强，千真万确。要是沉沦下去，真的恐怕连老婆都找不到，“穷不过三代”。
如今这个笑料有时还成为我激励研究生的实例。事实胜于雄辩。学生们对比他们导师的当年穷困和今日处境，根本不需要再多讲什么大道理，自然而然就去勤奋用功了。
苦难兴邦，插队的艰苦岁月而今成为我不断上进的强大推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张照片是父亲在60年代末第一次去参观南京长江大桥的留影，当然是花钱请摄影社拍摄的。那个年头别说家里有照相机，像我等连摸都没有摸过。
父亲这代人是传统的老知识分子，很有气节和风范，远非今日我等这些教授博导所能相比。他生于1925年，经历过抗战时期的兵荒马乱流离颠沛，也为求学吃尽千辛万苦。
父亲十分钦佩亚伯拉罕 林肯的正直、诚实和个人奋斗，经常和童年的我讲起林肯的故事：林肯在工作之余苦读法律著作，看到密西西比河上的黑奴悲惨生活、发誓要解放黑奴；以及林肯真正的好朋友。这些故事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极深的思想烙印，以致于影响一生。
或许是林肯的影响，父亲1946年报考了中央大学的法律系。在那苦读的岁月里，他还竭力抽空打工，从四牌楼走到水西门担当兼职。政权更迭后，父亲先后在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
那时候的进步青年非常崇敬领导，丝毫不考虑自己。1952年他听从组织安排，从上海复旦大学回到南京，参加华东水利学院的建校（放在今天，很多青年才俊是不肯那样流动的）。
1957年父亲响应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号召，带头带队从南京去了当时很冷僻的县里，参加白马乡的茶麻场建设（和我后来的插队大为相似，不是吗？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自己是“上山下乡二代”）。本来省里说好锻炼一年后就返回南京原单位，谁知被县里部门暗地里悄悄地给“挽留”下来，只有少数有门路人士侥幸溜了回去。几十号人就这样留在偏远地区、献了青春献儿孙，几十年为振兴当地教育事业默默地奉献力量。
最近网上在为“老三届”和77、78级大学生大唱赞歌，但是我觉得父亲这代人奉献得更多，是他们像蜡烛一样无私奉献、培养了“老三届”。
尽管命运多舛、历经磨难，父亲对国家对人民始终充满着热爱。他来南京办事，就抽空步行到南京长江大桥，感慨万分地观看，留下这张宝贵图片，为我们展示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我觉得他们才堪称是民族的脊梁。

这张底片是1979年的，那是父亲终于回到华东水利学院任教的纪念。
父亲考进中央大学法律系，然而还没有毕业就政权更迭。新政权当然不会沿袭旧政权的法律，于是父亲匆匆毕业之后（和我1968年匆匆初中毕业相似），改教政治课。
可惜啊，抗战时期父亲在浙江满怀报国热情，参加了黄埔军校想投笔从戎，却成了他毕生洗刷不掉的污点。历次运动必定挨整，做不完的检讨，写不完的检查，直到他在改革开放之后担任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十年混乱期间，因为黄埔军校问题，父亲不能再担任县中的高中政治教师，只好去教初中的语文。
那时候，且不说课堂次序嘈杂，学生们时常以小将自居，动不动就要指责教师，就连课本内容也是十分“有趣”。
记得有篇课文“西湖的碧波，漓江的水，比不上韶山的清泉美……”，怎么教？总不能闭上眼睛、陶醉地吟诵、然后大讲一通流行口号吧？老一代知识分子出自良心，总想着“教不严 师之惰”的古训，竭力想让眼前的孩子们学到点知识。父亲使劲找资料，介绍西湖、漓江和韶山的水。那次第，怎一个“怜”字了得。那认真，怎一个“谨”字概括？
然而，苦口婆心的讲授换来的却是喧嚣嬉闹。父亲失望了，觉得自己的努力和光阴都付之东流。
好在他发现一个学生还在仔细听讲，于是悉心指导。或许是出于皮格马利翁效应，那个男孩子努力学习、成绩斐然；日后参军、在南京部委工作。几十年他逢年过节都来看望恩师，终生感激，此乃后话。
眼前的乱糟糟，越发促使父亲想重返华东水利学院，找回他应有的位置。
有志者事竟成。父亲是个执着的人，经过千辛万苦和不懈的努力，也感谢他昔时同事的鼎力帮助，1979年父亲在54岁时终于回到华东水利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实现了他的夙愿。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22年过去了，父亲还保持着当年的学究气。据说第一节课，当主任将他领进教室、简短介绍之后，他连一句寒暄都没有，还是像50年代那样珍惜时间、直接就开始上课，弄得那些70年代的大学生很是愕然。
父亲和我说，教室里有近30个学生，每个人被我寒暄耽误了一分钟，就是耽误了别人30分钟。我不能那样做。这个思想至今还在激励着我如何将课程讲授得精益求精。
1979年父亲是单身赴任，母亲1981年才调回来。南京城里只有我在读大学二年级。
父亲很高兴地带我破例在一个餐馆里午餐，然后父子俩在照相馆里留下这张合影。他胸前别着的华东水利学院校徽，记录着他和命运不屈抗争的历程。

这张底片是1983年拍摄的，是6×6的120胶卷。
父亲回到华东水利学院之后，迸发出超出常人的工作热情，教学和科研两不误，每天夜里都伏案工作到下两点。那时候，手稿都得一遍遍誊写，父亲一丝不苟、毫不马虎。
然而，有些青年教师可不这样，他们在黑板上板书“马义”就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父亲有时和我讲起此事很不赞成：上梁不正下梁歪，当老师的都这样“取巧”，培养出的学生就会更偏了。我记着父亲的教诲，自己在课堂教学还是指导学生都绝不放松标准。
1983年教研室安排父亲和几个教师去北京出差，这才有了这张照片。
父亲曾经在50年代初有过一次机会去北京石景山工作，未能成行。1965年也设想次年带着三个孩子去看看首都，可惜由于十年混乱未能如愿。这次他终于到了北京、登上长城，如愿以偿。
拍摄这张照片的，是父亲的同事水老师。那是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比我大不了几岁，出身书香门第，颇有君子风度，待人温润如玉。他不仅有照相机而且精通摄影，自己冲印胶卷，为父亲他们在北京丰泽园，卢沟桥和雍和宫一一留下纪念。
然而很遗憾，这么一个年轻力壮、风华正茂的青年教师，却在一次出差中，由于阑尾炎而死在异地的手术台上。消息传来几乎无人敢相信，毫无疑问那是一场医疗事故。搁着现在，那就是一场难以避免的医闹，不赔偿几十万是没个完的。
然而，水老师的书香门第家庭却表现出令人惊讶、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冷静和通情达理。一场风波还没有掀起，就静悄悄地平息了。老知识分子家庭展现的宽容大度和慈悲为怀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每次我看到这些照片就怀念起水老师和他的家庭，真是了不起啊。

我和父母的这张合影是在79年末80年初。那时父亲先调回华东水利学院，母亲趁周末来看望。父母知道学校食堂伙食清淡，就叫我一起午餐、然后在照相馆里合影。
嗐，人生就是这样戏弄人。1957年父亲带队下放劳动锻炼，带着三个孩子去了农村。22年过去再想回省城，那可真是不易。父亲1979年调回，母亲是1981年才回到原单位，然而我的兄妹均已超过18岁，不能随父母调动，就只能永远留在那个县里了。
三兄妹里原本我最艰苦，一直留在偏远农村插队（不怕各位看官嗤笑，我年过花甲还时常梦回江南小村，为茅草屋漏雨和米缸见底而急得醒过来）。还好托邓公恢复高考之福，玩命自学苦读，如同“惊弓鸟、漏网鱼”一般侥幸考进大学（内子时常打趣，说我实际上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却得以在大学供职，因此终生充满了“感激、感恩、感谢”之情）。
妈妈有时伤感，说只有一个孩子回到南京、还是自己考进来的，而那两个再也回不来了。言下之意，当年如果没有那个波折，三个孩子应该都是南京户口。我和哥哥则顽皮地劝母亲：您可别那样想。如果我们是南京户口，那个年代不也是要插队？没准不是去了外省就是去苏北，可能那里的条件更差。母亲闻言略微宽心，确实，她的朋友就有一个儿子在苏北插队，病死在那里。
人哪，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插队当然苦，我们受过的那些苦难，不说妈妈也猜得到，哪里能不心疼？好在都熬过去了，兄弟俩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说句后话，我的一位同学当年找了一个身体原因没去插队，读了高中。后来当了教师，按理讲在县城里也属于小康生活。不幸的是，他的身体还就真的不好了。刚到退休年纪、就患病去世。类似的例子还不少。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硬币都有两面）。插队是很艰苦，但是在客观上也锻炼了体质。毕竟，每个人只是社会里的一个因素；很多事情既然躲不掉，就不如像狂风下的柳枝、尽量顺应牠，设法往好的方面去努力、去转化吧。
悲悲切切是一天，高高兴兴也是一天。父亲常常和我说，工作累不死人、但是生气会气死人（就像三国里面的周瑜）。
因此要想得开，不要和往事纠结。

我至今都保留着这张底片，那是1978年10月拍摄的。
这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一张留影。记得我挑着行李进校报到的那天已经是下午。第二天一早就去瞻仰这著名的大学。
望着那巍峨的校门，不瞒您说，当时真的是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但绝没有热泪盈眶）。因为我四岁就离开南京，历经十年插队，自学苦读，废寝忘食地用功用到别人认为是走火入魔的程度，最终以5门课程（数理化语政）427.5分、其中化学100满分的成绩走进大学。
说了不怕您笑话，我面对着大学校门，心里暗暗在发誓：“命运让我插了十年队，我就要读上十年书”。其实，我那时也是一股庄稼火啊。那年头怎么能够读到10年书？自己根本都不懂，就在心里法天赌咒（笑）。
不过您别说，冥冥中还真是有定数。我后来本科4年，硕士3年，博士3年，还真的就在南京大学读了10年书。现在回想起来，有时可能真的不能随口许愿。“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笑）。
新学期开学的那几天，摄影图片社就在校门口摆摊设点，专门为新生服务。我和几个同学都付钱拍照，留下珍贵瞬间：穿着类似军服的“毛服装”和布鞋，佩戴着引以为傲的校徽和团徽，一脸的激情，踌躇满志，颇有“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劲头。
瞧那个模样哦（笑）！

这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一张标准照，拍摄于1978年。
刚进校精力过剩，男生宿舍里成天欢声笑语，人声鼎沸。各地来的同学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地闹作一团。有一天下午大家还戴着校徽、嘻嘻哈哈地从汉口路一直走到中华门和瞻园，再步行回校，大有“一日看尽长安花”之势。
也许是需要照片贴证件，于是一呼隆去了照相馆。扪心而论，摄影师还是很有水平的。我那时刚从农村上来，偏瘦。他就采用略带仰拍的角度，勾出轮廓光，再抓住定睛凝视的一瞬间定格。
无论在当时还是时至今日，这张相片都被认为是传神之作，不乏“漂亮、英俊、潇洒”的评语。
不过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当时是班长，帮着全班同学贴证件，有幸看到各位帅哥靓妹的玉照（笑）。6个女生不便评论，光光28个男生里就有很多帅哥照片。
我觉得最好的一张是同学他父亲亲手拍摄的。老摄影师在照相馆从业多年，如今为儿子拍摄标准照，无论灯光、姿势还是表情都堪称一流，简直像个将军一般神气，绝非我等英俊小生所能相比。
万幸万幸，1982年毕业分别时，大家都互赠照片留念，所以我手头至今还保留着全班大部分同学的玉照。
今年是120年校庆，那些照片被我的昔日女学生看见，年过五旬的她在惊呼之余也忍不住地夸赞：如今的男生可没有像老师的同学那样出众（英俊潇洒、像将军一样）的啦。
确实，那时的男生英武正直，朝气蓬勃，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那种特有的男生英武气概，现在校园里还真的很难看到。
我不由笑出声来、打趣道，可惜你那时候太小啦（笑）。

任何事情都有个度，做过了就会走向反面，乐极生悲。
1978年拍摄标准照之余，忽然想起江南农村的时髦着装习惯。便戴上军帽、穿着类似军服的“毛服装”（当然没有领章和帽徽），别上自己引以为豪的团徽和校徽，留了一张影。
当时自己还是挺得意这张相片的，觉得牠很能反映自己的风华正茂，颇为敝帚自珍。谁知道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和内子好上了，才如梦方醒。
她看到这张照片，吃吃地忍不住笑出声来。看着我天真无辜的眼光，犹豫半晌才讲出原因。原来在她们那里，这样拍照而不露出头发来，是要被认为是秃子的，我的天！这真是冤枉了我的一头浓密黑发。
更让我惊讶的还在后面。我那类似军服虽然样式不错（1988年在离开新西兰时、赠送给友人马继安珍藏），颜色却要比真实军服略略黄一点（这是肯定的，当时所有的“毛服装”都要和军服相差一个色调、以示区别），于是班上调皮的女生给取了一个贬义绰号“日本黄”。
久而久之，就成了女生之间打趣我的代号，时常在夜间宿舍女孩子们闲聊时作为谈资笑料、而我自己浑然不知，因为那时候男生女生之间根本不来往。
知道真相之后，我也不在意，因为那时一心扑在学习上，谁关心她们怎么议论？除了辅导员布置的班里工作而不得不去找她们一下，成天钻教室里看书做题、都不带抬头的。

大学时期非常用功，成天“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而根本不觉得枯燥。自己历经磨难好不容易考进大学，恨不得将一天掰成两个天用。
不过毕竟是年轻人，到了节假日总是要出去放放风。
我的好朋友阿众和我一样是个书呆子（应该说比我还要勤奋），阿宁在工厂呆过，要比我们懂得生活。他是南大教授的子弟，何以和我们俩书呆子成为好朋友？
据说他在家聊起班里的故事，他的父亲就问哪些人学习用功，希望他领着那些同学来家做客。前前后后几批人，他父亲建议他和我与阿众多多交往，相互促进。
阿宁家境好，他父亲出过国，有一部苏联产的135照相机（记不清品牌）。那年代牠可是比如今的徕卡M相机还要金贵。
1979年国庆假期，阿宁带上相机约我们去东郊风景区明孝陵玩，顺便展示他的摄影技艺。
只见一辆吉普车停在那里，在他们的鼓动下，我斗胆拉开车门，摆个pose，被阿宁定格下来，成为我大学里最为得意的一张留影。
想想那时候年少轻狂，脸皮厚厚，至今都有点不好意思。好在吉普车的主人宽宏大量，并没有撵过来斥责我们这批调皮的大学生。
那次国庆之游，三个老兄从学校出发一路狂走，明孝陵、九华山（当时只有玄奘塔而没有后来供奉牌位、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个玄奘寺）、四方城，嘻嘻哈哈、谈笑风生、到处留影。至今我还保留着很多珍贵的合影。
大学时代是最好的学生时代，对于我这个没上过高中的人来讲，更是个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黄金岁月。

大学时代年少轻狂，拍摄照片也是花样百出；总想标新立异，摆出异想天开的pose，一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模样。
阿众说他在年幼时苦练体操，据讲伤了韧带以至于个子就长不高了（这是他的学术新观点，有待考证（笑））。他很遗憾身高不能像我们那样达到一米八。
然而在单人留影时，他立志要“高大魁梧，巍然而立”，于是挺直身板，睥睨一切，摆出威严的架势。
阿宁忍住笑，遵命蹲下身子尽量压低相机的高度、采用当时电影上烘托英雄人物“高大上”的仰拍角度，使劲拍了一张；背后还要是南京特有的雪松作为陪衬，真的是气宇轩昂、气度非凡。
好在当时旁边没人看到这滑稽的一幕。
后来拿到照片后，阿众自己颇为满意，认为形神俱佳。我们则在旁边揶揄他，下次如果拍摄诸如类似《啊，海军》的电影，他可以去领衔主演。等他回过神来找我们算账，我们早笑着溜走了。
不过很多玩笑话是说不得的，似乎冥冥中造物主一直在默默地听着。很灵验的。
谁都没有想到，阿众大学毕业之后真的在日本留学，经过几年苦读拿到了博士学位；最后在日企工作，成为高层管理人员。
怪吧？

这张用120胶卷拍摄的照片大约是70年代中叶。
当年同村插队过的阿平从部队回来探亲，很是风光，还带了一部他所在宣传部的一部海鸥4B相机，据说胶卷大大的、管我们用，那更是造福于民、皆大欢喜。我们几个昔时伙伴自然乐得前呼后拥、犹如众星捧月一般去和他“感光”。
照相机在70年代那可是个稀罕物。我插队小村里一个胖乎乎的年轻农民、外号“广东佬”，到镇江去卖猪娃子，不知什么缘故居然能进到一位大佬家中（对，听他说是那位大佬想要一棵桂花树，要他帮着从农村去搞来）。看到大佬的儿子在摆弄照相机，根本不理他。他像看见外星人一样，回来和我学说起那部照相机。
其实，我等也是“听说过没见过……”照相机，眼下阿平挎着一个带着皮匣子、长方盒子般的照相机归来，还能让我们有幸亲手摸一摸那个精密的小机器，真是喜出望外。那铮亮的机身，晶莹的镜头更是让我过目难忘（也许就是造成几十年后我喜欢摄影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倒底是在军旅中几年的生活里见多识广，阿平同志很开心地给这群呆萌的“井底之蛙”们进行启蒙教育，自然不乏很多经过艺术加工的精彩段落。好在“井底之蛙”们榆木疙瘩脑袋啥都不懂，对他的故事照单全收，大加赞扬和羡慕。这使得阿平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笑）。
听着阿平的历险记，不知不觉走到当时秦淮河上珍珠桥的西南侧。阿平凭着他“丰富的”摄影经验，决定在这里给我们留影。
我找了一块石头坐下，以那个公路石拱桥和桥后面县中学房屋为背景，拍摄了一张。当年我还在江南农村插队，不仅是脸庞而且全身上下都很瘦；不过很是朝气蓬勃，没有半点的沮丧和颓废。虽然底片早就不见，照片生霉发黄，牠却是70年代珍贵的记录。
如今再去旧地重游，压根儿看不到昔日的景象：石桥重建，河道疏浚，往日的农田早就被开发商堆上重重叠叠的高楼建筑。
这里已经划归南京市的一个区，地价猛涨。几百万年才形成的肥沃土地短短几年就成了宅基地，六十年前的饥荒岁月早就被人们忘得精光，谁还关心种庄稼?只有在我的脑海里还记得那一片碧绿的麦苗和金黄色的油菜花。
如今站在珍珠桥上望去，一片高高的单调的水泥森林。不由想起苏芮的歌“究竟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