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平拍摄的这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我插队的形象。瘦削的脸庞虽然还没有落到“脸上刮刮没有四两肉”的境地，倒是真的像哥哥打趣得那样、“像浙江老亲戚家的猎狗”。由于瘦，就容易畏寒、因此穿上厚厚的棉装，越发显得脑袋之小。
那阵子，很多插队知青已经离开农村，分管部门的照料也就松懈下来，似乎我们就要被遗忘在江南农村了。一些年龄大的知青不得已选择了婚嫁，我还好因为年纪小，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真的相信自己还有一天能够回城？说心里话，那时真的没底。谁能知道今后的社会会怎么样？
不过有一条，我不愿意就这样活下去；即使命运将我抛在江南农村，我也不甘心“脸朝黄土背朝天”过一辈子。
那时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契机，自己就会很努力地去做好。为乡里（那时叫公社）广播站写稿件和诗歌，为集体活动画标题画，帮着大队里准备举办演出写本子，还为村里筹划排练《智取威虎山》戏剧刻写钢板。我原来写的是长仿宋字体，就是因为那次刻钢板才演变成如今的扁魏碑字体。
生活也逐渐改变了性格。
原本我沉默寡言。刚到小村的那一夜，乡亲们涌来观看新来的知青，我站在门后面一句话都没有讲过。可如今，我操着一口纯粹的方言能够和三教九流应付自如，以至于邻村老人坚信我就是小村的“正宗传人”，非要追问我属于什么辈分。
现在回想起来，就像电影《谎言高手》里莉莉说得那样“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学。

这是当年三个好朋友在他们的县中学母校合影。
1965年他们分别是初中一年级2班（阿宝）、3班（阿平）和4班（我）的新生，好歹上了一年半的学（莫要小看这一年半，正是牠奠定了我后来自学高中课程的基础）。
1968年底被匆匆宣布初中毕业之后，我和阿平去插队，阿宝因为哥哥参军、家里可以留下一个男丁，所以他得以留在县城。不过说起来也很憋气，他在一个店里成天敲敲打打、做点镶牙牙套之类手艺活。然而您知道，在那个年代，户口在城里还是在农村、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我们插队的邻村四个女知青里面长得最好的那位（还主演过村里剧团的“阿庆嫂”），在返城无望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婚姻离开农村，嫁到南京一位棚户区。
阿宝能保住一个城镇户口，真是很令人羡慕的。没有经过那段岁月的人很难想象城乡差别之残酷。
妈妈最感唏嘘的事情之一，就是她送我到车站坐bus回乡村。车还没开，我昔日同学走了过来。他是我初中同学，不知怎的也没插队去、却进了车站当了工人。妈妈告诉他说我刚刚上车，满心以为这个同学会过去和我挥挥手。谁知道他走了几步就转身走开了，一副“划清界限”的模样。
妈妈和我说起这事颇为感慨，我反而很泰然。以前小学在一个足球队踢过球的同学，1965年没考上中学、去做学徒工。他开头那年看见我们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十年混乱了，他再遇见我就换了一副神情：穿着油污点点的帆布工作服，高高地仰着头大踏步走过去……。
说起来好笑，我和小学、中学的同学“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当知青长达10年，几乎所有同学都认定我要扎根农村了，不屑与我来往；后来我考进大学，一直在南京，又无缘见到他们。
2008年我去参加外甥婚礼，妹妹将我的昔日同学喊过来。40年不见，彼此都不认识，笑得很是尴尬。
阿宝是个例外，他一直同情着我，能帮人处且帮人，因此至今我们都是好朋友。您看站在中间位置的他是不是很忠厚朴实？
站在我们最左边、双手插在夹克兜里的就是“幸运儿”阿平。不知怎的、他偏要和我们拉开一点距离（笑）？
我当时的处境最为糟糕，“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但是目光最为坚定犀利，“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说出了我心里的动力和希望。我十分十分地渴望着改变命运。

1976年11月在铜矿工作的哥哥被选送到苏州7∙21工大去上学。
从今天的眼光看，那个工大可能连“五大”（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职工业余大学、高等学校举办的函授大学和夜大学）都不知道能不能算得上；但是在当时，这个消息确实给了还在插队的我很大的鼓舞。“惊喜动魄魂，拭目方一哂。晓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春至观山巅，晖暖异乡人。浮想连浩宇，衷心谢党恩”。
上大学？那是我的梦，一个“山在虚无缥缈间”的梦。父亲上过大学，曾经在大学里工作；哥哥如今也能体验大学生活了。我呢？
记得有次在火车上看见车厢里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放暑假归来，十分高兴地在讲述着自己的大学生活。我远远地站着、仔细地听着，由衷地羡慕着。
那年头，是推荐上大学的，我家没有背景、是根本轮不到的。人贵有自知之明，只能暗地里叹气。
然而，这个梦想就像红场无名烈士墓上的那团火苗起伏跳动，忽明忽暗、但是从不熄灭。
哥哥只上一年，次年快要毕业前夕邀请我去苏州见见世面。我很开心地去了，6月独自在苏州到处转悠。当然，著名风景点那是要去的。哥哥忙于上课，好在我已经23岁早就独当一面，回到城市如鱼得水。
第一站是虎丘，“几簇青竹环奇石，一眼碧泉落深潭。幽风徐来送寒意，虎丘剑池别有天”。
优美景色下，很多人在照相留影，那个年代城里有“方匣子”120相机的人不少。我只能排着队、花钱请摄影社留影。很感谢专业摄影人员帮助我定格了青春岁月，其选景和曝光以及人物神情的抓取，至今看来都堪称精品。他们长年累月在这个固定景点为游人拍照，熟能生巧，精益求精；其摄影水平是我等业余爱好者好好学习的
我也很喜欢虎丘剑池，心头涌起一股冲动。如果放在当下，估计举起数码相机不拍摄个几十张是不会放手的。那时候穷，啥都没有。好在我曾经学过几天素描，于是索性脸皮厚厚，坐倒在地，在白纸上勾勒出美丽的景象。说来也奇怪，那些举着相机拍照的人倒没有多少人观望，相反都围到我的身边，啧啧有声大加赞许。
从那次经历我就体会到，只要你有创作热情，满怀激情想去表现、去记录眼前的景物，你就能做得好。就像做研究，一流人员凭兴趣，二流人员靠激励，三流人员迫压力，四流人员躺平过日子。
自己想做，就一定能做得好的。

如今想来，1977年的拙政园真是旅游的最佳时机。
苏州的园林保护得十分精致而游人非常之少，以至于我在摄影景点拍照的时候，背景上只有一两个人影（40年之后我陪同台湾朋友阿郁再去游览，喝，游人如织，鱼贯而行）。
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如此精美的楼台亭阁和碧池假山，禁不住将她联想成《红楼梦》的大观园，“石垒奇峰池媲川，江南奇景一目间。曹侯不知何处去，莫非此处大观园？”
一个人静静地在里面踱步，静心观赏，浮想联翩。想到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以及“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保，不足为训”的批语，深感为人处世之不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那时候自己孑然一身、穷得叮当响，随身只有一个黄色发白的小挎包装着画夹纸笔，却还在大发思古之幽情，空怀“和璧谁人洗，野骥思千里”的感叹。
这样的精神状态也就是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折射出有种急于为国家效力、“大道如青天，独我不得出”的郁闷；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哪里还敢奢望“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谁能想得到，随后恢复高考却扭转了我们一代插队知青的命运。要不然，我可能连第二次再去游览拙政园的机会都没有（笑）。

这是2017年7月又去苏州拙政园，随手拍摄的景色。
40年过去，一切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苏州园林的美。

异乡物态与人殊，唯有东风旧相识。

“怪石嵯峨吞幽泉，画廊曲迴花妍鲜。古木新竹竞苍翠，镜甲江南是留园”。很感谢苏州景点的摄影师为我留下当年“刘姥姥进大观园”兴奋不已的滑稽模样。
那天我特意起了个早，认真规划好行程（哥哥要上课，不能陪我去），先去位于苏州城郊的虎丘，然后是城里的狮子林、留园，最后是拙政园。年轻人精力充沛本来就好动，插队时节在乡村夜里走个几十里去看戏、看电影那是寻常事情，如今到了苏州更是想多走几处。
好在1977年的苏州古城并不算大，除了虎丘是搭乘bus来去，其他城里的景点一律步行。
六月的阳光明媚，鸟语花香，“乡下人”进了城更是一股莫名的兴奋，于是疾步如飞，恨不得“一日看尽长安花”。
1977年我记得自己也有一点收入，虽然从现在来看是少的可怜。然而说句老实话，那时候在农村也没什么开销，“种田不要钱，只要买点盐”，所以“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也舍得在苏州旅游景点花钱照相。
这些景点精心选择的拍摄地点都带有代表性，可惜当时大家都没有钱、因此拍照的人不多（除了虎丘）。那摄影师站在那里守株待兔、闲着也是闲着，一看有人需求，自然做得很认真（那时候的人做事一般都很认真），娴熟地抓住顾客的神情定格。
几十年过去了，每次我看到这几张苏州留影，都倍感亲切。术业有专攻，行家就是行家。他长期摆弄照相机，又是在三脚架上拍摄，对曝光和背景掌握得恰到好处。这钱花得值啊。
有段时间高层号召自力更生，什么事情都自己学着做。这当然是对的。然而，万金油毕竟代替不了专业造诣，师傅就是师傅，不服不行。
记得那时候鼓励自学，似乎认真自学就可以代替学校教育。我们县中学的高中物理教师闻听此言，就很不以为然、心直口快地表示反对，说如果真是那样，还要老师做什么？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即使是刻苦自学，也离不开老师的指导-解惑。我自己在上学无门的窘境里开始自学，前前后后得到各地教师不同形式的帮助，否则绝不可能成功。
尊重知识，尊重老师，尊重专家（不是那些在网上乱讲的“砖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总是对的。如今回头看看，一个人的发展都还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张照片已经45年了，很有点故事。
1976年我被作为民办教师进入当时大队所办的小学，担任三年级班主任，掌管着一群刚刚换牙不久、跟在后面喊着“老师、老鸡”的乡村孩童，就像一只母鸡（应该说像是一只“公鸡”）带着一窝小鸡雏雏。
那个学校是个完小，有3至5年级各一个班，三个自然村里还各有一个低级班，管着1-2年级的小朋友。主管校长锐意进取，不甘心永远屈居小学，就将5年级毕业生留下来，设置一个“戴帽子”的初中班（有点像那火红年代大炼钢铁的小高炉）。
好在那时很是混乱，没个正正经经的规章制度。随便是谁找个口号当依据，就可以“创新”。我就在5年级小学生里试讲过如何列方程、以应对繁琐复杂的应用题（那些高年级应用题，如果硬要算术方法解答，很多教师都头疼）。
大队也有自己的考虑，将“小学”晋升到“学校”含有一个初中部，那对外打起交道来就硬气得多啦。于是乎，上上下下一鼓揪、就开始试水了。要知道，能够到初中班里去教学，那工分待遇就会上升，在外面讲起来也牛气多啦，于是又是一场明争暗斗。
我反正没门，既不是干部亲戚，又不是当地子弟，乐得坐山观虎斗，安安心心培养我那窝“小鸡”：上课之余给他们讲故事或读书。只有一次，教学物理的老师出去开会，拉我去顶了一次课。虽然我讲得孩子们听了满堂欢笑（我之前在外乡林业高中代过物理课），终究轮不到我等“担任中学老师”（笑）。
这些往事如今想来颇有点“庄子相梁”的味道，但是当年却是有声有色的。您如果也落到那种境界、胸怀同样的格局，就难免蝇营狗苟、为了一根骨头打斗不休；倘若眼光远一点或者格局大一点，就会“想人之前，凌人之上”，自己反而过得潇洒。
Anyway，两年很快就过去了，首届初中生毕业啦，总得庆贺一通吧？可怜又没钱请摄影师来拍照，只能通知所有毕业生和所有教师（包括初级小学班的），步行几十里路前往高淳县城去合影。
是的，您没有看错，就这样，几十个师生各自从三个自然村出发，兴高采烈地步行。我们村里没有女生，于是一群男生浩浩荡荡沿着湖堤向着西南方向的高淳老街走去，一路上吱吱哇哇，非常热闹。然后，在指点地点集中，到照相馆里拍摄这张富有历史意义的合影照。
后来？我就不知道那批毕业生的下落了，成天还是带着我那群可爱的“小鸡”们，留下我插队生活里很丰富多彩的回忆。哦，听说毕业生里只有有几个人去乡里上了高中；其中这个班的女班长（是大队干部的亲戚），高中毕业后听说嫁给照片上那位坐主位的年轻物理教师，当然，也当上了老师。

摄影对于普通百姓，“记录”的作用可能是最大的。很多看似平常的瞬间被定格下来，天长日久之后就成为很难得的资料。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许多照片在拍摄的时候并没有想过那么多。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摄影者在日常生活里进行拍照，都不会想的太多。毕竟寻寻常常的生活过了很久很久，“久入兰室，不觉其香”，觉得没啥好稀奇的。你要拍就拍呗；尤其是1980年代中叶，大家过得平平常常的，谁都没有料到随后会发生那么大的改革变化。“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也许是这个原因，那时候能够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底片，就显得越发可贵。
这张底片是我1985年11月在大连为老亲戚拍摄的。当年去大连出差，顺便抽空去看望。他们居住在“于和顺里”一个临街的院子里，很破旧。周围是居民区，也是陈旧不堪。大街上散落着垃圾，停放着三轮车，看不到汽车，更不要说小汽车了。
老亲戚是内子的三姨夫。当年岳母姐妹四个，老三远嫁到了东北、至今还在大连生活。那次去大连出差要学习对方单位的先进仪器以及搭建装置，我为此借了一部“海鸥”单反相机也准备了不少胶卷。那时节公私分明，我为出差准备的是“公元”黑白胶卷，为自己亲戚拍照则是自己买的“乐凯”黑白胶卷，要便宜一点，因为读研究生没有多少助学金，只能精打细算。
三姨夫是个老实巴交的铁路工人，听说我要给他留影，一时不知所措：到哪里拍啊？想想就领着我在他的家门口街道上站定。也没有什么姿势，都是平时的穿着和表情。然而，很真实很耐看。
那时候的人都是历经沧桑，一生的坎坷经历都写在脸上。像这样忠厚善良的工人在那个时代处处可见，正是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默默地工作，支撑起国家的基础。如今想找个演员来演，都演不像。

1985年在大连去顺访三姨家，想起来真是可笑又有趣。
那时候内子家和三姨只是偶尔通信，很多信息也弄不清楚。临行前内子塞给我一张也不知道从哪里抄来的姓名地址。11月17日坐海轮抵达大连港。次日抽空就提着装满礼品的手提箱、按图索骥去了。
谁知道由于书写马虎，那个地址看上去像“于和顺里”。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一个女民警在电话里以揶揄的口吻回答说、这可能是日本人时期的地名？
想想没辙，我生平第一次进了派出所，心想既然三姨夫叫张领传，总能查询得到。鬼都想不到，查阅了全市50岁上下姓张的户口（警察叔叔真是尽心尽责，至今都在感激他们），竟然没有“张领传”。
此时基本上是心急如焚、万念俱灰（笑），总不能灰溜溜就拉倒吧？！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急中生智。忽然，我回想起内子曾经说过她三姨叫苏兰高（当年四姐妹分别以梅兰竹菊嵌入名字），于是厚着脸皮请求警察叔叔再查一次。
您别说，那个时候的民警真好，一点也不嫌烦，很是耐心细致，终于在全大连市区的户口里找到了“苏兰高”。这还不算，又对她家所在地附近派出所再次查询，确证此人的身份（确实是我们的三姨）以及居住地点，这才写给我准确的地点。
等到我晃晃悠悠走到那里（那时的城区不大，我又特能走），一问又糟糕了。周围的邻居都不知道“苏兰高”是谁（的确，就是如今，如果到我的住宅附近打听内子的姓名，我估计也没有什么人知道）。绝望之中，幸亏有位老爷子及时出现，他以前是居委会主任。
东北人就是热心肠，老爷子专门领着我走到一间低矮的平房面前，邻居们这才恍然大悟。说句笑话，要不是我手里拿着民警信笺写的地址，模样又老实，估计“朝阳群众”就会对这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年轻人产生怀疑，这家伙是不是Spy啊（笑）？
就这样，老人们还都保持着警惕性，“关心地”过来询问我和这家人的关系；有些老大娘还特意来看上一眼。遗憾的是，家庭所在地方虽然摸对，家里的人都去上班了，我只能到下班的时候再去。
傍晚时分，我终于见到了三姨，阿弥陀佛。信息不流通的年代，连个姓名地址都会搞错，让人啼笑皆非。幸亏我还记得三姨的名字，化险为夷。有人说“细节决定成败”，看来这话真的没有讲错。
于是乎，我高高兴兴地请三姨找个她认为合适的背景，给她拍摄照片，因为内子一家已经有十几年没见过三姨了，都等着看照片呢。。

这是1985年三姨和她小女儿的合影。
内子看到这张照片，感觉大连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穿着很新潮。她觉得小表妹那时候就有高领羊毛衫和时髦大翻领的外套，很是羡慕，毕竟南京的服装业相比还很落后，这样的装束不多见。
我去大连出差还是穿的1979年上大学时，父母给我做的一件驼绒大衣。那时候父母怕我寒冬上晚自习会冷，执意要为我添置一件大衣。依着他们的意思，本来想咬咬牙给我做一件呢大衣（事实证明他们考虑得远），而我刚刚离开农村，小农经济思想严重、觉得不要那么奢华，坚持要便宜一点的棉大衣。后来妥协之后才有了这件驼绒大衣。
海蓝色的涤卡面料当时我很喜欢（还是农村的审美观），可是一穿到学校，和其他同学相比就显得很另类。于是渐渐地就很少穿。去大连我想是牠最后一次陪着我了，因为北方11月听说很冷，也顾不上式样-颜色的“土”了。
在往返大连的途中，多亏这件大衣御寒，否则真的要冻得吃不消了。说句俏皮话，在海轮上被刺骨海风吹的时候，呢大衣可能还真的没有这件“土得掉渣”驼绒大衣顶事呢。大连是北方城市，室内供暖，所以只需要穿着轻便漂亮的呢大衣即可，而且确实很洋气。
刚到大连觉得很奇怪，那时候街上的很多年轻女子喜欢化浓妆，脸上抹了很多的粉，似乎说话都会往下掉，和南京的风气完全不同。
还好，小表妹没有沾染上这个习惯，也没有化妆，很朴实有点害羞的一个女生。

人对于自己的第一次经历总是记忆犹新。
1985年去大连出差，是我第一次搭乘海轮，至今都还记得。11月16日傍晚，我们就要在上海的十六铺码头上船了。临行之前，忽然被路边店里的雪菜肉丝面勾住魂，忍不住进去要了一碗上海最好吃的面点，饱餐一顿。
进了三等舱，在暮色里启航，远远眺望外滩余晖，十分开心，一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模样（笑）。船过吴淞口，苍茫夜色里看得见海军舰艇身影，自然乐不可支，情不自禁地举起相机拍了好几张（谁知夜色暗淡，后来根本就洗印不出来）。
近海航行是舒适的。半夜时分，船进入东海区域，一阵剧烈摇动将我从梦中唤醒。只听得风浪声剧烈，舷窗外吼成一团。初次出海的我自然不敢伸头多看。
天亮了，一轮红日在万顷碧海上撒下点点金波，真是一幅壮丽的图画。遗憾啊，7级大风将这个7500吨的海轮以4-5米的振幅进行振荡，犹如巨人手里的玩具一般。全船的旅客老实异常，只有呕吐的人在排着队依次进入卫生间，连服务员都不敢任意走动。
我那时年轻逞能，仗着自己插队十年练就的体魄，先拍摄两张怒海波涛，又去船尾观看大约10分钟的船尾秋千式振荡。只见那翻着白沫的海浪忽而顶起船尾，忽而猛地扔下，煞是壮观。不妙的是，逞英雄的人最终还是哇哇地吐了起来。
船上那天的早餐、午餐和晚餐都无人问津。没人敢去走动，都在哇哇地大吐黄水。我是幸亏在上船前嘴馋、吃了那碗雪菜肉丝面打底，才得以熬过来。还好，一天一夜只吐了3次。
不过，苦中作乐，看到那小山一样翠蓝色大涌浪横击到船首，飞溅的浪花舞到三层楼舱，衣服上一会儿就一层盐花。平素里哪里看得到？奇妙！过瘾！吐上十次也值得（笑）。
11月17日夜里10点，海轮进入渤海海域，风平浪静。大家得以喘息，睡了一个好觉。18日清晨，我见天色已亮，一骨碌爬起来，似乎又神气活现了，赶紧挎上相机想去拍摄海上日出。谁知道那天多云起雾，壮志未酬啊（笑）。
大连海域很美，尤其是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远处笼罩在迷雾里的海色山影，像翡翠，像梦幻，“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大概就是这个意境了。
清冷的海风很凌厉地吹着，扑面而来使人感到脸上麻嗖嗖的。此时，我那“老土”驼绒大衣就发挥作用了。穿着牠，我很开心也很新奇地在海轮上踱来踱去观看海景，还请人帮忙给我拍摄照片留影。
这些照片要是从艺术的角度上讲，既没有主题，又没有思想，却是我第一次出海的记录。
出海不易，难怪说“一百年造就一支强大的海军”。

海蓝色驼绒大衣再立功勋，是在1985年11月27日离开大连。
我那次是和一位女教师一起出差的。来大连遭遇大风浪，她比我晕船呕吐更加厉害；回去的时候、她怎么也不肯再吃二遍苦乘坐海轮了（其实也是个运气问题。11月16和18日的黄海海域就是风平浪静）。
坐火车？要绕道沈阳、北京，时间很长，而且弄不到卧铺。我见老师执意要飞回去，就有自知之明，提出来我自己坐火车回去。
因为那个年代等级森严，研究生的待遇很低，我在1984年暑假做了23个夜班到子夜，其中有17个通宵。导师于心不忍，要求系里批准每个通宵工作补助我0.40元，立马就有一位大牌“马列主义老太太”跑去提意见，说研究生加班是应该的。
那时候流传着一个英文黑色幽默“My boss and I”(我的老板和我)，将师生之间的差别描述得很是辛辣，很是心酸。况且，80年代搭乘民航班机需要县团级证明，不是有钱就能坐飞机的。
然而，这位女教师很热心，克服重重困难，买了两张机票。11月27日11:20起飞，12:55抵达上海，三叉戟机型，票价120元，在当时属于很高价格。
那个年代的大连，生活条件很差。天冷风还大，灌得一头一脸尘土沙粒。满目萧条索然无味。当地人在这种气候的折磨下，男生大多是红脸就像刚刚喝了酒，而且显得彪悍凶猛，往往为了一句话就会大打出手。刚下船就看到大连公安局张贴的判刑布告，令人不寒而栗。因此轻易不敢上街。
东北的伙食也差，早上酸白菜，中午炒白菜，晚上炖白菜。整个掉进白菜窖里啦（笑）。
在招待所里遇见一位神秘人物，夜出昼伏。他见我一副学生模样，就放心大胆告诉我，他是一个便衣刑警在大连执行任务的。渐渐混熟了，他讲了很多内部故事，给与我许多忠告，包括不要多乘飞机。
尽管如此，从来没有上过天的我依然渴望着坐飞机。27日我们早早来到机场，谁知道航班晚点，一直到傍晚才姗姗来迟。
那时候的大连航站楼十分破旧，连取暖设备都没有，把旅客们冻得直跺脚。幸亏我那件“土得掉渣”的驼绒大衣裹住了我免受刺骨风寒之苦。那些穿着呢大衣的俄罗斯旅客被冻得实在是吃不消，几个男生就苦中作乐，跳舞取暖。
终于能登机了，我穿着那件土鳖大衣，留下学生时期首次飞行的自豪纪念，笑得那个开心啊。

小时候只搭乘过火车，根本不知道坐飞机是啥滋味。
1970年代中叶阿平回来探亲，大吹他坐飞机的经历。他奉命搭乘航班，却见机舱里都是一些很高档的乘客，根本没有人搭理他（我不知道这位老兄当时穿的是军服还是便装）。他只见到一位妇女带着一个小男孩坐在他身边，小男孩指着舷窗外的白云，任性地一定要妈妈摘给他。阿平猜测小男孩或许是高官子孙，越发觉得自己自惭形秽，根本不敢再吭一声。
我们在大笑之余，越发增加了对于坐飞机上天的憧憬。因此到了1985年我得以乘坐“三叉戟”（1971年林总折戟沉沙的机型，当时被笼罩着一种神秘色彩），自然按捺不住心里的喜悦，拿着我那“海鸥”单反相机拍摄舷窗外的云层，作为首次飞行的记录。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迄今都感谢那位厚道的女教师、圆了我的飞行梦。
17年之后，2002年我们带着两位学生去昆明完成协作研究。按照规定，研究生不允许坐飞机，只能坐火车，两位女生睁着渴望而无奈的大眼默默无语。我想起1985年的初次飞行，决定使用自己的科研经费破例让她们同机前往。
当波音737客机从南京机场呼啸着拔地而起时，年轻一点的女生笑得合不拢嘴，使得我想起多年前自己的萌样。
得帮人处且帮人。有机会能帮助年轻人，感觉真好。
2013年我的科研组去银川参加会议。2001年银川会议也是一个男生和三个女生。囿于学校规定，学生不能坐飞机，因此我宁愿和他们一起、都是火车来去。这一次，我决定用自己的经费，让大家搭乘航班回来。您看那些孩子们开心得啊，个个情不自禁笑逐颜开。
能将经费用在学生身上以造福大家，那感觉真好。
谨以此报答当年那位好心的老师。

2013年8月底，我带着4个学生（2个博士生，2个硕士生）坐着高铁先到达北京。带着他们去他们朝思暮想、仰慕已久的天安门广场。
大家合影留念之后，我让他们自由去玩耍，不用陪着年近花甲的老师（笑）。孩子们毕竟是孩子。这些研究生们成年累月在实验室里做研究，想必“青灯古佛、皓首穷经”也都憋坏啦（笑）；到了天安门广场一个个都显露出天真活跃的本性。
想想也是，人生苦短，有几个十七八？有几个二十三？应该趁着年轻尽量见见世面，顺便也见识祖国的大好河山。
能为他们提供机会，是老师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