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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柯曼:中国最好的摄影是国际级的
2007年01月29日 深圳商报
照片价值不在于其摄影形式
记者:以前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的摄影与西方摄影界基本上是隔绝的,真正与西方的交流应该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我了解到西方的摄影从上世纪70年代起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变化何以发生,和变化之后至今当代西方摄影的格局?现在西方摄影很多元,但很多中国的摄影师想知道在西方有没有一个被普遍认可或多数人认可的摄影价值观?
柯曼:这其中其实包含了好几个问题,让我逐一来回答。
第一,对于西方摄影状况的变化,我归结为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大学中开始形成的摄影教育系统。这个系统在全国广泛并且迅速地传播开来,吸引了众多学生。也由此,一大批接受过正式专业教育的摄影人诞生了。这一代摄影人中,一部分继续着摄影家的事业,在不同的媒体中工作,还有很多成为了教师,帮助扩展这个教育系统。另一部分则转向该领域的其他相关工作,成为博物馆策展人、画廊经营者、历史学家、评论家、图书杂志出版商和编辑,或者成为专业收藏家。因此,这一摄影教育系统造就了该领域的广泛而坚实的基础,这一本来源于欧洲模式的教育体系又继而传回欧洲和各地,使其影响扩大到全世界。
西方摄影变化的第二个因素在于上世纪60年代末摄影节的兴起,摄影节成为摄影走向国际、扩大观众规模的重要手段。首先发起摄影节活动的是法国著名摄影家鲁西安·克雷格等人,他们于1969年在法国举办首届摄影节。之后摄影节逐渐形成规模,成为摄影界发布信息和交流的相当有效的平台。如今世界各地至少有100个各式各样的摄影节,为摄影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是关于上世纪70年代西方摄影何以发生巨大变化的非常简短的概括,还有其他众多因素促进着摄影的发展,但上面谈到的两个因素可以为任何关于摄影的讨论开个好头。
第二,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摄影逐渐有了自己的地位,“影像艺术”也进入人们的视野。如今的西方摄影纳入了所有的各式各样的摄影形态、不同风格和不同方式的摄影种类:纪实摄影、摆拍摄影、风光摄影、观念摄影等等。摄影界和艺术界都是首先基于品质而不是种类之分来区别对待不同的摄影作品。摄影博物馆或艺术博物馆的摄影部门,大致都会在某个月展出观念摄影作品,下个月则展出纪实摄影作品,再下个月展出实验摄影作品,因为它们都是摄影这一多元化的媒介之重要且健康的组成部分。
第三,上面所说的这些其实也回答了你的第三个问题——哪一摄影形态或方式最受认可或最有价值。我可以说,策展人、评论家、历史学家、编辑、出版商们一般都没有特别的倾向。当然,个别的评论家、策展人等或许有他们个人的侧重点,但总体来说所有的这些摄影形式都受到公平对待。
从市场方面来说,在收藏市场中,包括摄影博物馆收藏、画廊收藏、个人和集体收藏,大致都接受所有种类的摄影作品,除了某个特别的机构或收藏者会有一定的侧重性。从近几年的总体情况来看,市场上的高价都走向创意摄影作品,而非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但是最近某些经典和当代的纪实影像如摄影师爱德华·柯蒂斯和多萝西娅·兰格的作品,也创造过极高的拍卖纪录。在西方收藏市场,稀有性、品质、主题和内容,以及在摄影史上的重要性是考虑某作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的因素。
纪实摄影观念摄影相互融合
记者:中国摄影师追逐过风光摄影,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追逐纪实摄影,近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当代艺术和观念摄影兴奋起来。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引导了中国摄影的主流。您可否简要地介绍一下纪实摄影和作为当代艺术一种形式的观念摄影在美国各自的发展现状?
柯曼:在当今美国,纪实摄影和观念摄影已经相互交织以至于难以分割为各自独立的形式了。报道摄影和新闻摄影本质上是摄影记者或自由摄影师受报纸和杂志的委派为报纸和杂志拍摄的,应另当别论。
纪实摄影和观念摄影相互融合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第三代摄影教育系统,在绝大多数大专院校的正规摄影课程中,观念摄影和纪实摄影都被放在一块教学,因此过去35年至40年中摄影学学生们对这两者都有同样的了解。结果是,我们看到了大量两者交融所产生的作品。观念摄影师们采用纪实摄影的方式,将以前只在纪实摄影中出现的拍摄对象纳入自己的拍摄范围;同时纪实摄影师们也采用了在观念摄影中才使用的做法和表现形式,比如观念摄影所最先使用的装置拍摄等。
在西方摄影界,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混合或交叉手法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在摄影专业期刊、书籍上,博物馆、摄影节里,商业画廊、拍卖会中。不仅是在美国,在整个西方,纪实摄影和观念摄影都已经进入良性的相互促进融合的状态。如果在中国这种现象还没有发生,我断言它必将发生。
中国摄影值得进行世界化传播
记者:我在两个不同的场合碰到过您。第一次是在去年夏天深圳几个摄影家的聚会上,第二次是在上个月的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我看您对中国的摄影很关心。您对当前中国摄影的印象如何?有没有让您感到有与当下美国摄影不同的地方?
柯曼:我对中国摄影的了解才刚刚开始,因此不好说有什么看法和评价,我需要更多地看中国摄影、读中国摄影,与了解中国摄影的摄影家、评论家等更深入地交流。
然而,即便以一个初来乍到者的眼光看,有些事还是显而易见的。在西方,大抵是缘于我之前所提到的摄影教育,摄影的古老的工具箱被重新翻出来并用于现今。我们现在有银版制像师、锡版制像师、白金制像师、蛋白版制像师等,他们使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多种古老工艺来制作摄影作品。而在中国我还尚且没有看到这些。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其中所涉及到的工具、材料、技术手法等在这里不容易找到,所以一些在西方看来司空见惯的摄影实验和印制技术在这里还没有发生。西方的博物馆、美术馆和收藏市场也都接受了这些不同形态的摄影作品。
但是,在中国可以发现其它形式的摄影实验,我看到过一个中国针孔摄影团体的非常好的作品。另外,我还发现一些揉合了水墨画技巧和摄影结合的作品,这也是中国独特的做法。
由于种种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中国摄影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处于封闭的状态,如今中国摄影已经进入一个良好氛围。中国摄影家和艺术家们越来越关注“影像艺术”,开始挖掘它的潜力。同时,信息传播的迅捷和广泛也能让中国摄影得以快速发展。我还要说,我所见过的中国最好的摄影作品与西方最好的摄影作品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中国摄影值得进行国际化传播。
从理论建构上看,我认为中国目前对是什么构成了中国的摄影史,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一方面,这有一定的解放效应,使摄影家表面上不受某个传统约束;另一方面,摄影家也由此失去了根基,失去了与过去和自己的影像文化史的联系。西方上世纪70年代前摄影的状况大致也如此。那时摄影在西方颇受忽略和轻视,艺术批评和艺术史都不把它当作一个严肃的研究课题。很多重要资料都因此而丢失。过去40年里,西方赶上了一大步,我相信中国也能吸取经验和教训,靠合理的制度支持,发挥“深圳速度”,在短时间内更深层次地认识中国摄影和它的历史。
不能让经销商和收藏支配摄影
记者:如果让您对中国摄影发展提一条建设性意见,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柯曼:没有任何媒介和有创造性的个人能通过追逐市场潮流而健康发展,更不能让画廊主、经销商、收藏家或其他什么人来支配作品的内容、风格和方法。如果那么做就会扭曲作者个性,扭曲他们的作品,也扭曲媒介本身。
当然,找到方法谋生和寻求事业支持是很现实的,是摄影家和艺术家们,及策展人、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们都需要面对的事实,但是如果只为了满足市场上这个或那个流行趋势的需求而去创作作品,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产生著名的、在深圳郊区被称作“画家村”的大芬村那种情况。住在那里的很多人靠投消费者所好,满足市场需求来挣钱养家,对此我没有异议。但是,我们承担不起让它成为艺术的模式的代价,在中国不行,在其他任何地方也不行。
我还有一个建议,中国应该开始保护本国的摄影史。在文化机构如档案馆等,照片经常被不适当地随意处置——没有得到细心的护理,有时轻易地毁坏或丢弃。当照片在个人手中进行交易时,人们有时认识不到其真正的价值,认识不到具有丰富含义的历史影像的重要性。
前苏联解体后,大批来自西方的人(我的一位朋友称他们为“西方吸尘器”)横扫东欧,以极低廉的价格攫走了各种宝贵的物品。许多独特的无价之宝离开了它们的故土,再也回不去了。很多进入了私人收藏,从此再难得一见。因此,我强烈建议开展关于保护中国文化艺术遗产,特别是保护中国影像遗产的公开讨论。如果这个讨论还没开始,那么开始得越早越好。
中国摄影家和艺术家们越来越关注“影像艺术”,开始挖掘它的潜力。同时,信息传播的迅捷和广泛也能让中国摄影得以快速发展。我还要说,我所见过的中国最好的摄影作品与西方最好的摄影作品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中国摄影值得进行国际化传播。
作者:深圳商报记者张清董芳芳